惊悉老首长吕正操将军逝世，深感悲痛。往事历历，难以忘怀，谨以此文，以资悼念。

　　1987年7月9日，吕正操将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海城。多年来，海城人民一直热切地盼望吕正操回乡看看，吕正操也想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故乡的变化，曾几次想回去，但又怕惊动地方政府和给乡亲们增添麻烦，都未成行。这次回去，是在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同志的再三催促下，并约请海城市委、市政府领导到沈阳驻地当面达成“不请吃、不送礼、不报道”的“协议”后才成行的。

　　“我就是吃高粱米长大的”

　　7月的海城，太阳常常躲在云层里，天空时时飘洒蒙蒙细雨，使绿油油的禾苗显得格外茁壮，吕正操看后高兴地说：“庄稼长势真好。”海城市市长于治权自豪地说：“只要7月底前没有特大洪水，丰收是肯定的。咱们海城老百姓现在都吃大米白面，不再吃高粱米和玉米面了。”“高粱米可好吃，我就是吃高粱米长大的。”吕正操深情地说。

　　1905年1月，吕正操出生在海城唐王山后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年幼时，他见到护路的日军欺压残害当地父老乡亲，尤其看到蛮横的日本兵把自己的小学老师打得头破血流，心灵深处便萌发并积蓄着当兵打仗的强烈愿望。17岁，他就毅然离开家乡，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

　　吕正操向往革命，追求真理，在东北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去。长期的战争环境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繁忙工作使他无暇重返故里，执行任务中虽然多次路过家乡，也都是来去匆匆。1975年海城地震后，病榻上的周恩来清楚地记得吕正操是海城人，特别指定他为慰问团副团长，回海城看望受灾的乡亲。家乡人民看到吕正操，无不百感交集。

　　钱多了，也不能乱花，还要艰苦奋斗

　　7月10日上午，吕正操去西柳大集参观，老远就看见黑压压一片人群，走近时才看清是服装市场。一排排整齐的摊位上，摆着五颜六色、各种款式的服装，买卖兴隆，热闹非凡。吕正操兴致勃勃地边走、边看、边问。当群众知道他就是当年在冀中平原威震敌胆的吕正操将军时，霎时间将他围得水泄不通。据当地镇长介绍，这个市场有各种摊位3000多个，经营各种布料、服装及小百货100余种商品，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各地客商前来交易，辐射面超过20多个省、市、自治区，日交易量达60万元，最多时可达百万元。

　　看着这些奇迹般的变化，吕正操赞叹不已，同时也向市委领导和基层干部语重心长地反复强调：“农业是根本，是基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市场和原料，才有后劲儿，钱多也不能乱花，还要艰苦奋斗。那种讲排场、比阔气，吃光喝光的‘高消费’，都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国家底子薄，不少地区还存在温饱问题。‘文革’的破坏，使我们与先进国家原有的差距又拉大了，因此要把眼光放远些，要有大目标，尽量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扩大再生产和兴办教育事业上。”

　　莫把财富当遗产，唯有知识能兴邦

　　7月11日上午，吕正操一行走进大屯镇东房身村接待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墙壁上的奖状与奖旗，其中“文明村”三个字特别醒目。茶几上放着许多熟透了的、黄里带红的鲜杏和村办工厂生产的水果罐头。年过花甲的大队总支书记王国珍向大家介绍完情况后，便陪同吕正操登上经过多年培植的花果山。山顶空气新鲜、果香扑鼻，眺望四周，漫山遍野的果树尽收眼底，使人心旷神怡。不知哪位同志说，刚才的红杏真好吃。“再好吃，也没有我小时候‘偷’的好吃。”吕正操这饶有风趣的话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王国珍感慨地说：“我当书记已有30多年了，过去，大家都两眼直盯着那人均2分5厘地，成年累月地干，还是穷。‘文革’中，我因抓生产被批斗、挨罚劳动。但是一到晚上，照样召开生产队长会议，布置生产，我理直气壮地讲：‘不抓生产，人民何以为生？’”吕正操说：“是啊，‘四人帮’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也是因为抓了铁路运输而增加了一条罪名。”王国珍还详细地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房身村的巨大变化：1986年，水果总产量400万斤，收入120万元，企业利润160多万元，人均收入1100多元，先后投入200万元兴办教育。吕正操赞扬王国珍，说他不愧是新时期的农民企业家。

　　在路上，吕正操关切地询问家乡的教育情况。市委书记于均波说：“1981年改革了教育经费管理办法，实行经济包干制，县里拨教育经费1000多万元，乡（镇）、村也投资1000多万元，总数是50年代的10倍。目前海城乡村，凡是好点的、新盖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学校，这已成为海城的一个显著特征。”吕正操说：“看来教育是大发展了，但不能满足，你们提出先富农民，后富干部；先富乡，后富县，这很好。但还应该加一条，先优师，后优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想办法提高教师待遇，尽量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吕正操还参观了张学良将军创办的海城同泽中学，抚今追昔，张学良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历史功绩历历在目。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立即成立了教育基金会，还捐赠私产来发展中小学教育。他还应邀担任辽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的名誉会长，慷慨捐赠5000大洋作为发展活动基金。他创办同泽中、小学，发展东北大学，扩建讲武堂，培养了大批人才。

　　重视教育，也是吕正操的一贯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时，对教育就抓得很紧。“七七事变”后，冀中的学校都停办了，革命政权建立后就设立模范营，代替中学，军政并重，并且积极恢复小学，以抗战教育课本为教材。学校很快超过了原有数目。后因敌人破坏，有些学校解散了，但是不久就在离敌人据点很近的地方都恢复了，学生身背书包和木凳，在树林里上课，如发现敌人，就沿地沟撤走。

　　在东房身村，吕正操特地参观了农民投资150万元建的一所能实施九年一贯制教育的育英中学。一座高4层、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教学大楼矗立在宽阔而又幽静的校园里。教室宽敞，窗明几净，教学仪器齐全，实验室设备完好。校长请他留墨纪念，在铺好宣纸的长桌上，吕正操稍加思索，欣然命笔：“莫把财富当遗产，唯有知识能兴邦。”字迹苍劲，语意深远。

　　“家乡的高粱米，还是得收下”

　　吕正操和夫人刘沙都是抗战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一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这次到海城，秘书提出将吕正操年迈多病的胞妹及亲属接到招待所，吃顿团圆饭，叙谈阔别之情。为了不给政府添麻烦，同时也担心胞妹与自己见面后心情激动而犯病，吕正操不同意这样做。只是由刘沙趁大家参观西柳大集时，单独乘车去看望病中的胞妹，和亲人一家坐在炕头上谈谈知心话。他的胞妹含泪说：“我的病要能好点儿，还是想上北京看上我大哥一眼。”大家看出来他们手足情深，还是想让兄妹相见。后征得吕正操同意，找来在城里开车的侄子，当晚悄悄将胞妹接到招待所，兄妹相见，叙旧谈心，她老人家眉开眼笑，病容顿消，短短的亲情会面，她不但未因激动而犯心脏病，而且听说回去后心情特好。

　　吕正操对亲属中的甥侄晚辈要求极为严格，不允许借他的名义给市领导找麻烦。个别人想通过吕正操向市委领导说情、给点方便，不敢向吕正操开口，私下向刘沙和秘书试探，都被婉言劝阻，有的甚至受到严肃批评。有次吃饭时，市委顾问鲍辉同志说，唐王山后村的乡亲们都希望吕正操回去看看，已经准备了。吕正操说：“越是有准备，越不能去。”为了不挫伤乡亲们的盛情，由鲍辉亲自去山后村把老支部书记杨荣发接来。杨荣发坐车、吃饭都和吕老挨在一起，细说畅谈。吕正操仔细询问村中情况，杨荣发实话实说、如数家珍，边吃边谈，边走边谈，直到把吕正操送上火车。杨荣发虽已满头白发，但他老当益壮，还承包了一片果树，自食有余。吕正操说：“年纪大了，只要能动弹，还是要干活，坚持劳动，坚持锻炼。村里富了，生活好了，要教育好后代，不能满足现状。”他请老书记向乡村里的人转达他的问候与意见，希望大家劳动致富。

　　当吕正操离开海城时，招待所的全体人员都不约而同地涌到门厅热情欢送。吕正操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表示谢意，并与市委、市政府领导及有关同志合影留念。

　　海城市的各级领导和乡亲们对吕正操知之已深，在这短暂匆忙的探亲活动中表现出的深情厚谊，是纯朴、自然、亲切、感人的，没有任何的虚情客套，顺心如意地完成了计划中的任务。尽管日程安排得很紧，但是同行中的工作人员都感到舒心、愉快。老一辈革命家和家乡人民心心相印，使随行人员深受教育。

　　临上火车了，吕正操站在车厢门口，在明亮的灯光下向乡亲们挥手告别，这时鲍辉送来10斤白高粱米，吕正操爽快地说：“家乡的高粱米，还是得收下。”他对家乡的一往情深溢于言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