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院党组关于加强学风和作风建设的工作部署以及王伟光常务副院长在2009年院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求，从今年5月份开始，在全院开展了“看身边勤政廉政事，学身边廉洁敬业人”示范教育活动。此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发掘我们身边勤政廉政的先进事迹，宣传和弘扬我院克己奉公、踏实苦干的先进典型，以典型的示范作用和精神力量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提高我院党风廉政教育活动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促进我院党风、学风和工作作风建设的良性发展，营造出学者严谨治学、干部勤勉做事的健康氛围。

　　自活动开展以来，各研究所和院直属机关党组织积极响应，广泛发动本单位的党建骨干和青年学者，认真组织先进事迹、先进人物的筛选和材料准备工作，上报了一批学风端正、廉洁敬业的优秀典型。为了增进相互学习和交流，持续深入地推进“示范教育活动”，从本期开始，本报特开辟“看身边勤政廉政事，学身边廉洁敬业人”活动专栏，展示新时期社科工作者们的风采。通过先进事迹的感召作用，树新风、树正气，与各位读者共勉，争取把我院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圣洁殿堂。

　　不上主席台：学术会议不请官员捧场。

　　不给别人写序：“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挟名人以自重”。

　　不多招研究生：“多必滥！”

　　不作空头主编：当主编就得事必躬亲，全力以赴。

　　不慕名逐利：“务虚名而受实祸”，“蜗角名蝇头利”。

　　蔡美彪，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28年3月生，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52年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部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3年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56年入党，1998年12月退休。

　　年逾80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十几年前就曾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党员、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员称号，今年再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党员的称号，对于了解他的人，并不感到惊奇。他的“五不境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不上主席台

　　蔡先生曾到外地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研讨的主题是有关蒙古史问题。由于他是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又是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德高望重，因此名正言顺地被推举为大会组委会主任。有蔡先生出面，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与会者颇多。会议开得很顺利，但闭幕式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与会学者对蔡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与尊敬。

　　大会闭幕式开始后，主席台上坐满了会议所在地的政府官员，桌签显示留给学者的仅有两个席位：一位是蔡先生，另一位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志玖。杨先生是蔡先生南开求学时的恩师，但这次排序被排在蔡先生后面。而其他国内外与会学者，均无在主席台上落座的资格。闭幕式主持人一再请蔡先生上台就座，蔡先生执意不上。直到闭幕式结束，给学者留的两个座位也一直空置在那儿。学术会议的闭幕式在主席台上却无学者身影，我生平还是第一次遇到。蔡先生不上主席台的举动，台下的学者暗暗喝彩。蔡先生抵制不良风气、维护学术尊严之举，赢得了与会中外学者的尊敬。蔡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学术会议不请官员捧场。他担任理事长和会长的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其会员及理事一律是研究蒙元史的学者。

　　不给别人写序

　　时下，常见当红学术名流为他人新作写序。更有甚者，为他人作序成癖，并结集出版。据说，不少序言为书作者自己所写，不过是借用名流之名添彩增色。蔡先生大名在学术界如雷贯耳，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撰著的历史学家。1992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面世，距今不足20年，但榜上有名的中国史学家在世的已寥寥无几。蔡先生完全可以凭借其身份地位，在为他人作序上捞取名利。然而，我们几乎见不到蔡先生的墨宝。不少熟悉的学人，请蔡先生作序而被拒绝。甚至连他的博士生出版的博士论文，亦未索得只言片语。他不止一次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挟名人以自重”，以此为对社会上不知自重者的蔑视。

　　但有一次，他破了遵守多年的戒律，即为内蒙古大学时年70岁的周清澍教授所著《元蒙史札》作序。在这篇序言中，蔡先生在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明儒顾炎武有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序。”随后，蔡先生道出了他为何不给人写序言以及唯一一次破例的原因。他说：“要为别人的著作序言，就必须对著作的趋旨有深切的了解，对著作中研究的问题也做过相当的研究。否则只说些浮泛的空谈，言不及义，便不免令方家见笑，读者生厌。”之所以破一回例，他说：“老友周清澍兄把他的蒙元史论文结集出版，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这回破了我的例。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文集的内容有多少研究，而是由于与著者结识四十年，相交无间。他的处世治学，每令我心服。说几句我的亲身感受，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著者。”（《元蒙史札·序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教授是国内著名蒙元史专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后为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他调至内蒙古大学任教。70年代中期，周教授曾被借调近代史所《中国通史》编写组，参加蔡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蔡、周二位先生既是北大校友，又合作编写过几部著作。基于这一原因，蔡先生才破例写了这篇序言。通过蔡先生这篇序言我们看到，蔡先生在与周教授多年相交中，不仅对其治学方法和特点了如指掌，而且在写序言时，对周教授论文集收录的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我此前就曾拜读，也有一些是这次才看到。”说明他在通读了论文集之后，才执笔写就此序言。序言概括著者在蒙元史研究的由博返约、求真求实、赋有新义等特征，也是恰如其分。这一序作，堪称序言领域的经典之作，足以令好序者汗颜。

　　不多招研究生

　　蔡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博士生导师，但是至今一共仅招收了4名研究生。蔡先生有句名言：“多必滥！”目前研究生数量过多过滥、质量下降，为学界所诟病，这足见蔡先生有先见之明。蔡先生所带的4个博士研究生，均已成为栋梁之才。大弟子刘小萌目前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刘小萌考入蔡先生门下之后，蔡先生不仅传授史学知识及治学方法，并亲授音韵学，为其今后的学术发展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刘小萌最初自选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有关清代八旗的研究，因为其硕士论文作的也是满族八旗方面的研究，这样可以驾轻就熟。但是，蔡先生高屋建瓴帮他选定了《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由于这是清史学界一直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解决了早期满族演变问题，等于起到执清史牛耳之功效。论文完成后，受到清史学界广泛赞誉，已先后三次出版，从而奠定了刘小萌在清史学术领域的地位。另一位学生田澍，是从甘肃考到蔡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田澍毕业后，本打算留在北京发展，但是蔡先生极力规劝其回母校西北师范大学就业，理由有二：一是田澍为西北师范大学委培生，回校复命符合道义；二是田澍的专业为明史，在西北更有利于自身的学术发展。于是，田澍遵从师命，欣然返校任职。后来果不其然，田澍在西北师范大学如鱼得水，学业精进，事业有成。目前，田澍业已成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及甘肃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并当选为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还曾多次获得教育部和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另两位元史专业博士生毕业后，进入国家行政单位，目前已成为局级领导干部，业余时间还不断有元史论著发表。蔡先生少而精远胜于多而杂的带学生原则，值得提倡。

　　不作空头主编

　　目前，学术界存在着某些不劳而获担任挂名主编的所谓专家。蔡先生从不当挂名的、空头主编。蔡先生说过，当主编就得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编写。他以此为理由拒绝了不少请他当主编的上门者。据我所知，蔡先生名列主编的只有三部著作：《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和《范文澜全集》。编地震历史资料时，蔡先生的办公室就搬到鼓楼西大街的编纂委员会，每天与编者们共同辛勤工作。直到七卷资料书出版后，蔡先生才回到近代史所的办公室。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时，从拟条目到写稿、审稿及定稿等，每一个环节，他均参与其间。主编《范文澜全集》，蔡先生更是事必躬亲，与出版社联系签约、与家属商谈版权事宜、拟定编辑体例、组织编辑队伍、找寻散见各处的文稿、审定书稿等工作，无一不全力以赴。经蔡先生主编的上述三部著作，以其高质量、高水准至今仍被学术界称誉。

　　不慕名逐利

　　常听蔡先生说：“务虚名而受实祸”，“蜗角名蝇头利”。蔡先生多次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理由是不想当“演员”，尤其是不能容忍采访者曲解原意或任意拔高。他在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团体兼职很多，但他的名片上始终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几个字，生活简朴，对钱看得很淡，每天中午都在单位食堂吃一份4元钱的份饭。据他所说，一个月的生活费300元就够了。他极少主动申请课题经费和参与评奖。他几乎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总共仅申请了两万元科研经费。教育部曾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教材，拟给他一笔钱，却被他坚拒。当《中国通史》获得国家图书奖一万元奖金时，他将奖金平分给所有作者和参与者。他将国外学术界朋友为他80寿辰寄赠的5000元钱转送中国元史研究会，用以资助各地10位元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的路费。主编《范文澜全集》，出版社每千字给编者30元，他将其中的27元作为版权费送给了范老家属。他一次住院手术自费花了十几万元，却将社科院补助的两万元钱退回院里，请求转给更需要的人。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他的一些做法，看似不合时宜，却折射出高尚的风范。

　　尽管蔡美彪先生年事已高，但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每天清晨风雨无阻地行走在办公的路上，继续一如既往地著书立说。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蔡先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学术事业的巅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韩志远/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