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讨论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应重返学术史

　　前瞻常常需要回顾，关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讨论，不得不回头看看学术史。当我们回顾过去百年学术史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传统人文学术在西潮与东风的鼓荡下，在晚清和民初是如何转型成为所谓现代学术的？二是这种所谓现代学术，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如何形塑出中国学院的学术研究模式，并且呈现所谓“国际化”的面貌的？三是这些看上去很“国际化”的现代学术模式在资料、方法、工具和观念上，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了古代中国，并影响到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的？

　　从学术史角度说，第三个问题尤为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是否能够让学术界了解学术发展脉络如何延伸，使学者对于未来学术的潮流和取向有所自觉。很多人都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我曾经在很长时间里特别关注现代中国这一时期，并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除了当时正处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关键时期，外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恰好给了学术界一个契机，以及各自拥有一批兼通中西的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那个时代对于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追求，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平衡，这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他们始终站在现代国际学术前沿，不仅在研究领域上把握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这就是陈寅恪讲的，进入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即国际学术研究问题、材料和方法的主流。第二，不仅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必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它必须逐渐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在经历了晚清民初整体向西转的大潮之后，在西方的学科制度和研究意识全面侵入中国现代学术界的时候，他们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并试图重新诠释中国，所以傅斯年在宣言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最后要大声疾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第三，仅仅有充分国际化的、相对中国立场的意识可能还不够，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得益于“地利”。那个时代恰恰在中国不断出现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所谓“四大发现”，都是在那个时代的新思路和新眼光下被使用起来，并且给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常常在图书馆翻阅当年国外的中国学期刊，深深感到那个时代中国文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那个时代的国外中国学家，不像现在某些人那样，觉得中国的论著不足以观，反而常常翻译和介绍中国学者的著作。那么，现在的中国文史学界应当如何应对“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它将怎样走自己的路呢？

　　1902年，当梁启超写下《新史学》和《论中国学术思潮变迁之大势》这些不同于传统中国历史学的著作，宣告新的研究典范的开端时，也许他主要依靠的资源是西洋和东洋近代历史学的启迪；而1919年，胡适写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山”，并成为新的典范的时候，也许他主要也是用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模式。他们之所以可能开创新典范，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民初中国学术大转型时期的特殊条件，即传统的文史研究刚好由于外来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冲击而来了一个大转向，他们适逢其时，一下子就站在了学术潮流的前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恰好顺应了当时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统绪和文化解释，以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心的契机，所以，看来只是学术研究的转型，却介入了民族国家重建的主流。

　　成中英：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进行中国的研究

　　现在来谈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意义重大。我们需要把中国学术推广出去，同时也要把西方的东西传过来，对西方的东西作一个我们自己的梳理、理解和吸纳。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比较多的，兴趣也很高，但了解不够深刻，尤其是对现代西方的了解不深；而西方对中国古代做了很多研究，表现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上，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好像比较偏狭，对中国的近代更是茫无所从，显示出偏而专的特色。

　　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简单地说，本土化就是把西方的发明、西方的概念拿来以中国的方式用，加以改良、活学活用、西餐中吃，以适合我们做事的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有所结合，纳入到中国的体系中。而国际化就是我们如何与西方沟通交流、平等对话——这个对话对双方都有利。在这个基础上共同发掘问题，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而是主动地作出贡献、提出创新，推动全球化意义的学术发展。国际化着重于推广中国思想，本土化则着重吸收西方思想，为我所用，这两方面可以同时进行。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局面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已经吸收了很多西方思想、西方的文化价值，即所谓现代价值，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哲学上，有很多西方的价值被大量介绍进来。但问题在于，自20世纪初中国进入现代以来，就有中国要西方化、现代化的思潮。五四以来的西方思潮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成功的可能还是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这方面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而在于如何能够更深刻地发挥、发展基本的自然科学研究。当然，自然科学方面另一种意义的本土化，就是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但在社会科学这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一些困境，即中国人是不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中国的研究？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社会科学涉及对人的、社会的基本了解，涉及实质的认知。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经验、文化经验、生命的价值认可，所以我认为不能把西方的东西作为衡量中国的标准，不能用它来批判中国的发展状态，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慢慢了解，需要有一种自己的立场、观点。那么中国的立场、观点是什么呢？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面对现代西方，我们能不能先说清楚我们自己，然后能否说服他们，或让他们了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也就更难说服他人或者让他们了解。另外往往还有一种现象，很多现在从事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中国学者，往往唯西方的价值观点马首是瞻。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对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历史、人生、生命观、宇宙观的深刻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要建立中国的国学，先要建立好中国自己的哲学。国学范围很广，可以涵盖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等，甚至不止于这些。我们的国学概念过去没有得到澄清，刚提出来时，还有种种反对意见，认为是开倒车、保守主义、闭关自守，认为国学是反现代的、反启蒙的、反开放的、反科学的。但现在比较好的在于，认为国学应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国学就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生动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它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科学。我们把国学看做人类的遗产，这种遗产不是博物馆中的东西，而是活的资产，可以具有现代的形式，而这种现代的形式是我们基于对它的深刻认识而给予它的。所以它具有现代的含义、形式，可以有现代的应用，也可进一步与西方、西学进行沟通、融合，产生对中国及人类很好的结果。看国学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角度。

　　这样就要进一步去追问：如何去了解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国学的基本内涵？所谓基本内涵就是对宇宙、人生、自然、生命、人的一种根本性认识。要有自己的认识，必须要深刻地了解自身的传统，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也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是国际化的第一步。

　　国际化的第二步，就是要用一种可沟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来表达。这就必须要了解西方的传统思想，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异同。了解了西方，再来反观自己的发展，相对于中西文化的语境来说中国，甚至是相对于世界的语境来说中国，才能给予中国传统一个更现代的阐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在中国范围里的研究非常细致、非常好，很多人也想恢复清代以来的考据、考证、训诂的传统，这当然很好，但同时，我们要想产生国际效果，必须也要了解西方的传统，能够用更现代化、更具普遍意义的话语来说明中国经典的含义。这需要一种比较哲学的注释，而不仅是一种古今的注释。

　　概而言之，我想强调的几点就是：第一，我们今天要国际化、本土化，首先要掌握自己的立场、建立自己的标准、厘清自己的目标、把握自己的价值。第二，要进一步学习西方，不是单向的学习，而是交往式的深入学习。第三，要加强学术上的交流、沟通，不是被动交流，而是主动交流，发展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看法。最后，也要考虑研究成果的问题，国家是否应该支持一些大型的学术研究项目。要言之，国际化和本土化就是要做到涵养本源、掌握现代、知己知彼、汇通中外。

　　黄勇：走出AHCI及类似索引的迷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组织关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讨论，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的题目。由于我的研究领域是哲学，所以我将主要讨论中国的哲学研究。这次讨论的组织者将本土化与国际化并列，我觉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对哲学研究而言。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都是由“西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词限定的哲学，以后是否会发展出像超文化科学一样的超文化哲学，及其是祸是福，也不得而知。因此至少就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本土化是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哲学研究的方法是否因哲学研究的内容而本土性，而也必须具有本土性，可能不是一个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

　　我想在这里主要谈一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而且我想从我所观察到的AHCI（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的迷思开始。许多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把一个杂志是否收入AHCI看做该杂志是否具有高质量的标志，而在AHCI发表的文章就自然地受到重视。收入其中的期刊的多少和在收入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多少，便自然成了衡量中国哲学国际化的重要标准。说实话，也许自己是孤陋寡闻，到美国求学和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直到最近几年，因为国内的一些作者和读者经常问，我本人主编的中外比较哲学的英文季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是否收入AHCI，我才开始对此有所了解。事实上，跟一些被更广泛运用的《哲学家索引》（Philosophers’ Index）、《宗教索引》（Religion Index）和《亚洲研究文献索引》（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等由相关的学术机构编辑不一样，AHCI是由Thomas Reuters出版的一个商业性的期刊文献征引索引（该公司还出版有关社会科学的SSCI和有关科学的SCI）。当然不容置疑，AHCI收录了很多高质量的杂志，但应当指出的是，也有很多高质量的哲学杂志不在其收录范围，而收录其中的杂志也并非都是高质量的（如果去看一下其中收录的非常少量的中文期刊，大家就会对此有所体会）。另外，他们也并没有请各个学科的专家对申请收录的杂志进行评审。一个期刊能否被收入其中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其是否按时出版。所以虽然在国内和港台的一些同仁的催促下，我最近成功地将本人主编的刊物列入其中，却并不特别引以为荣。

　　我想国内人文学界之所以重视AHCI，主要不是把它作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工具，而是把它看做是学术评价的指南。相反，像上述的《哲学家索引》这样的资料之所以得到英语世界哲学研究者的重视，则主要是因为它是重要的研究工具。我上面提到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可能有本土化的问题，但我想至少有一点应当是共同的，这就是学术研究应该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某个研究项目之前，必须对有关问题的现存文献有充分的了解，并确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与前人不同的独特见解，或者是发前人之未发，或者是纠前人之谬误。这就是为什么像《哲学家索引》这样收录广泛的资料（它不仅收录的哲学期刊包罗万象，而且还收入专著、论文集和论文集中所收的论文，且大多都有摘要），对于英语哲学研究学者来说就非常有用。当然西方学者也有盲点，这就是他们基本上只关注西方学者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对其他国家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用非西方语言发表的学术成果则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忽略。在我看来，这对从事中国哲学和其他非西方哲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本人主编的杂志，就试图通过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学者的中文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作些贡献。我们以前曾发表过一系列中国学者关于孟子、慧能、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熊十力等的中文研究成果的长篇综述文章，而且在书评栏目，我们每期都有一些篇幅来评论和介绍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中文近著。

　　虽然我们的这种做法也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化，但其主要目的是要帮助西方学者了解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以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上来。我也经常收到国内学者的来稿，评审者对这些稿件最多的意见是，他们没有发现这些文章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但就是看不出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跟已经发表的相同问题的文章和专著有什么不同。其原因是，这些文章对当代学者的研究，甚至是非常容易掌握的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中文文献都很少涉及。这个问题当然在中国学者的中文著作中也存在。例如，到图书馆去看一下，可能有几十本研究孔子、孟子、老子或者庄子等的当代专著，但他们很少讨论相互的观点，因此每一本都仿佛是当代学者在其所研究对象方面的第一本专著。其结果就不只是不可避免的重复研究，而且也妨碍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因为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常的学术争论。当然我知道，大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不讨论别人的观点，原因可能很多，例如怕伤害相互之间的感情等。不过我也听到一个似乎很奇怪的理由：讨论、包括批评别人的观点对作者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但反而会增加被讨论和批评观点文章的征引率。因此我觉得，中国哲学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就是要走出AHCI及类似索引的迷思。

　　李强：社会学中国化需要建立“中距理论”

　　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证明，中国社会变迁与国际社会变化出现了一致性趋势，中国社会日益加入到了全球一体化格局中。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界，一方面面临着如何与国际社会学接轨、增进国际交流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一直在为社会调查研究的本土化而进行探索。

　　社会学重建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与学习国际经验是分不开的。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获准向外国学者开放到基层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的学科。这些年来，许多外国学者经常应邀到中国来举行讲习班或做学术演讲，通过这些交流，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得以同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世界知名学者直接进行对话。中国学者也经常到世界上一些社会学较为发达的国家进行访问、考察和研修。中外学者还合作完成了一些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项目。每年，都有一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社会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回国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其中一些已成为国内知名的社会学家。同时，对国外最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也取得进展，大量译著和评介文章相继出版和发表。这些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工作都缩小了中国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与国际的差距，同时也把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成果介绍到了国外。一些学者还常常被国外的大学聘请去讲授课程，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市场转型”过程，已成为国际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市场转型的研究对象集中在苏联、东欧、中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路径依赖”使这些原本就有着相似经济、文化背景的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结构上的相似性。它们演进而成的混合经济也同样以混合的组织和产权形式为特征。近年来，在美国、中国等已举行了多次有关“市场转型”的国际研讨会，成果十分显著。此外，“地球村”的形成使全球的社会学家开始研究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全球化及世界体系、高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移民、因特网、环境问题等，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外学者的学习与交流。

　　然而，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模式，发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能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学者在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也渐渐开始了反思和自省，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再次被推到了前台。一些社会学者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曲折发展为脉络，系统研究了中国社会学、社会调查发生、发展、中断、恢复的过程，从发展史的角度介绍了社会调查中国化的历程。他们还从中国社会思想史角度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认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学内涵是中国社会学内在思想渊源，中国社会学者应将这些社会思想认真挖掘、整理出来，予以科学解释。此种建议在操作上具有较大难度。究竟如何实现将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思想、社会哲学转换为社会学理论，大批学者仍在为此而继续努力。几年前，《中国书评》也曾组织起一场题为“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有的学者主张“先规范化，再本土化”，有的认为“规范化不易，本土化更难”，有的则提出在二者之间要保持适度的“张力”和“平衡”，以兼得鱼和熊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者大多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或对西方理论进行过系统研究，他们自觉对“本土化”问题进行讨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学习中的“反思性”。然而认识到本土化之重要性与如何实现本土化，毕竟还不是一回事。

　　半个多世纪前，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就指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先生是从理论创新与人才培养两方面来谈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对于他在理论方面的中国化思路，笔者非常赞同。在笔者看来，其核心是以建立关于中国社会的“中距理论”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目前，创建类似帕森斯功能主义一类宏大理论体系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这类体系所必须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工作还进行得远远不够。“中距理论”的作用，就是要连接宏大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鸿沟，在微观具体与宏观抽象的中间位置，建立起一种中介。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墨顿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和调查研究之间的交替作用，理论性方案依旧只能是仅仅具有启发性作用，但却是经不起反驳的概念堆积；同样，经验性调查也只能停留在不完整、无条理的层次，对社会学知识的增长毫无作用。在实践上，“中距理论”一方面可以在较低抽象层次上将经验事实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还具有进一步综合为总体理论的潜力。笔者认为，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的中国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是从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出发，创立关于中国社会的“中距理论”。在21世纪，中国社会学界仍面临着“市场转型”的重大课题，正像近代西方社会的转型过程孕育出了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社会学大师一样，我们也期待着在21世纪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中，中国的社会学者能有更多概念和理论的突破，以此为契机实现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并由此产生出一批中国的社会学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