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作者在《守望和谐的法文明——图说中国法律史》一书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本书主旨：近代时期的国人要做的是救国，使得古老的民族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在这种背景下，以列强为师、效仿欧美，以迅速实现现代化，成为一种“心急吃热豆腐”所不得不经历的阶段。“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中国文化因外来文化之影响而起变化，以致根本动摇，皆只是最近一百余年之事而已”，以百年之经历而贬千年之文化，无异于坐井底而论天道。经过百年的激荡之后，国人现在要做的应该是静下心来梳理一下古人的所言、所著，以明辨、求因、进而批判和借鉴，从而将中国的法传统重启和发掘。

　　透过本书，我们会发现古人的很多法律思想、制度同今天所倡导的法律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我们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反对朝令夕改，诸葛亮说法律“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我们讲政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服务，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柳宗元曰“夫为吏者，人役也”；我们认为法律制定得再好，也需要将其付诸实践，要关注执行法律的人，而韩愈则写道“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现在流行研究司法裁量权的问题，白居易也早就指出“轻重加减，随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爱憎”的危害性；用社会学来解释法律问题并非西方人专利，同样是白居易，他早就指出了犯罪的社会学根源——“贫困思奸而多罪也”，而彻底根治犯罪的方法不在于刑罚，而“在乎富其人，崇其教；开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滥之门，使人内乐其生，外畏其罪”；2007年死刑复核权的上收，让无数法律人为之欣慰，死刑复核有效地避免了错杀，体现了对生命的珍视和敬畏。早在唐朝时期，唐太宗便要求“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复奏”。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法律思想，同我们今天倡导的一些理念莫不契合。可见，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社会难题，古人也曾遇到，而且他们已经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是我们很少有人认识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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