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叶》2009年第10期刊登了一组有关“气候变化”的专题讨论。在《跳出阴谋论与历史账，中国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文中，作者姚洋指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不应老是揣测别人的思路，老想人家可能是在玩阴谋，老去纠缠历史。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耗能这条路，走得越远，时间越长，对中国越不利。奥巴马上台后，国际政治的主流话题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政府面临全新的压力，同时也将迎来节能减排的绝佳机遇。在《单边碳关税与知识产权：全球气候合作的两大障碍》一文中，作者文佳筠批评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搞双重标准：一方面提出征收碳关税（进口税），另一方面又反对发展中国家用出口税调节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因此，碳关税不是真正关注减排，而主要是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和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借口。同时，在现行知识产权体制下，发达国家既垄断“洋技术”又排斥“土技术”，造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下的技术转让机制至今没有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任何一项科技。要让全球气候合作有突破，质疑现有碳关税提议与挑战知识产权规则成为必然。在《发达国家缺乏责任心：哥本哈根会议的大敌》一文中，作者吕学都指出，对于全球减排合作，发达国家的表现是雷声大、雨点小，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在推动制定长期减排指标方面非常起劲，但在制定近中期减排指标方面，则拖泥带水；至于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提供资金支持、技术转让，更是镜花水月。如果这种态度不改变，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将无果而终。在《哥本哈根会议重大问题断想》一文中，作者张海滨指出，目前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是一个日益积极的建设性参与者。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应准备好两手对策：“硬的更硬”——坚持近中期不承诺绝对量化减排的立场；“软的更软”——让世界清晰地看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诚意，提出2020—2025年降低碳排放强度、发展新能源的路线图。在《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有关资金技术的博弈策略》一文中，作者李威认为，不论各国采取何种策略，应对气候变化终归须在多边框架体制下才能完成，中国在参与时应以资金和技术为博弈砝码，争取参与国际协同减排的话语权，其中的重点应放在细化资金技术规则上。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利益博弈与协同的艰难进程》一文中，作者于宏源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引发各国利益的折冲：发达国家希望利用“气候牌”转嫁危机，继续主导未来经济变革和气候谈判；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在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争取发展权益。能否在资金和技术合作上取得突破，进而促使发达国家加大减排力度，推动发展中大国限制排放增长，将决定“哥本哈根进程”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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