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刊登了一组有关“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的专题讨论。在《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作者裴小革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而且创建了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独特视角，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过程中，化解危机和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中国化“危”为“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一文中，作者刘迎秋指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对于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证明了它的失败。反思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认识其发生原因与机理，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教训，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继续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一文中，作者杨春学和谢志刚认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共享宏观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都是自由市场制度的拥护者，各种形态的凯恩斯主义反对的只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即使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使用短期政策目标来管理长期经济增长的智慧也持谨慎态度。通过长期的争论，它们的理论分歧原本就在缩小，这次金融危机将会加速它们的理论融合。在《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一文中，作者胡乐明等回顾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阐明了“中国模式”的实质及其长期利用、限制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国有化措施分析》一文中，作者金碚和刘戒骄指出，作为在金融危机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这次国有化不会改变西方国家私有制的统治地位，但对于降低金融机构破产风险，恢复金融机构功能，避免对实体经济的更大冲击，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次国有化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功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方向》一文中，作者李向阳认为，鉴于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终结与全球经济增速放慢，现行的国际贸易秩序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新规则的制定会有更大的分歧。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受到冲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有可能上升。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因此而可能放慢。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