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用不着闹钟，我便会随着太阳的喷薄欲出而醒来。在洗漱和晨练的过程中，除了谋划当日的工作之外，就是期盼早一点回到书桌前。如果有几天不得已外出或干别的事情，那么这种情感会伴随着由时间浪费而来的惋惜更频繁地显现出来。说实话，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探索人及其心灵的不解之谜，已成为我两大生活内容中的首要内容（另一内容就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力所能及的、帮扶贫困学子的慈善事业），并实实在在成了我的幸福、充实之源泉。

　　我的研究涉及领域较多，如西方近代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佛教等。但是不管怎么杂乱，都贯穿着一个中心，即探索自己情有独钟的心灵王国，而且是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它的魅力在于：人类自从用自己的“原始思维”提出和思考心身关系问题以来，一直隐藏着许多错误的前提和设想而又没有自觉，例如其中一个就是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即不加限制地把不能并列的两个范畴（“心”与“物”）并列在一起。有意思的是，自然界和人类文化及其各种要素都以多变和易变为特点，而唯独心灵观念例外，例如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被当今心灵哲学概括为“民间或常识心理学”的东西则始终如一。麻烦的是，常识的世界观、哲学的人学、认识论、本体论、社会历史观以及许多科学中的有关理论都以之为天经地义的基础。如果这基础没有问题，一切都太平无事。但如果不是这样，文化的“大地震”、“重新洗牌”不是会接踵而至吗？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种会变成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心灵哲学的发展。

　　与作为自然界进化之最高成就的心灵发生生理、自然的关系，是大自然对每个人的恩赐，但与心灵的智慧神交则是稀有难得的。我与心灵的理智相遇是十分偶然的。约在30年前，我无意读到了陈修斋教授的《试论欧洲大陆唯理派实体学说的演化》一文，它的核心内容是讲唯理派的心身学说及其演变的。从此，我便与心灵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刚开始，我的心灵之思主要集中在西方的心身问题研究之上。在探讨了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心身学说之后，我完成了第一本稚嫩的著作，即1989年出版的《西方心身学说发展概论》。随着读书范围的拓展，尤其是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心灵哲学方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闯进了心灵哲学这片初看起来十分狭小而实则广袤无边、深不见底的神奇领地。经过大量拓荒性的工作，国内第一本全面评介西方心灵哲学的《现代西方心灵哲学》于1994年出版了。尽管很粗糙，但学术界还是给了它在我看来有点不敢当的肯定，如1996年获得了“金岳霖学术奖”。

　　心灵如同佛老所说的“道”一样，若说其小，世上再没有比它小的，乃至可称作“无”，若说其大，世上也没有比它大的东西。它不仅可包容一切“有”，甚至连世界上非存在的“无”也可尽收其中。真所谓“体大”、“相大”、“用大”。当我用研究西方心灵哲学所积淀形成的“先见”反观中国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时，我惊奇地发现：西方心灵哲学尽管有其优势，但对心灵之体的“用”注意不够，至多只是开发、挖掘过它对于认识世界的认识论之用，而尚未关注它客观上存在的对人改变自己生存状态、提高生活质量的人生哲学之用。于是我的兴趣进到了两种价值取向有重大区别的心灵哲学及其比较之中，意识到心灵哲学还“别有洞天”，并提出“广义心灵哲学”的概念和研究纲领。在我看来，这种心灵哲学有两部分，一是求真性的，其目的是从体上真正揭示心灵的庐山真面目，弄清其体大和相大；二是价值性心灵哲学，其主旨是开发心灵所蕴藏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尤其是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这一研究也有初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人心与人生——广义心灵哲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之中。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无疑得益于人类已有的心理学和心灵哲学知识，然而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又强烈而急迫地呼唤心理学和心灵哲学的超越和质变。因为后者的已有认知远不能满足前者迅猛发展的需要。有鉴于此，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在重视前者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后者的观念上和资金上的投入，这就形成了两者互补、互动的良性发展格局。在我国，这种格局的意识尚未真正建立。为改变这一现状，我自拟了一个研究课题即“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于2003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其宗旨就是试图回答已有智能机器为什么存在着“意向性缺失”问题，以及怎样从心灵哲学角度解决工程学建模中向我们提出的哲学理论问题。有关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刚出版的《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和相关的论文之中。我正在撰写的《意向性与人工智能》一书，就是上述研究的继续。

　　做学问，我可能没有才智上的优势，但可以称道的是，我有动机和态度的优势。我尽管不敢说已完全做到恬淡世情，唯学术是从，但我有这样的清醒的意识，并有相应的努力和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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