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由转基因技术产生，而转基因技术的产生又以现代分子遗传学为基础。分子遗传学启发人们，如果弄清楚了决定生物某一性状表达的基因（目的基因），并且有相应的技术支持，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将目的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外一种生物中，从而使该种生物也具有目的基因所决定的那一性状。可以说，转基因技术就是遵循这样的路线，按照人的意愿，将具有某种特性的目的基因分离和克隆出来，再转接到另外的生物细胞内，以使来源不同的DNA分子重组，克服天然物种生殖隔离屏障，改造生命，创造出自然界中原来并不存在的新的生物功能和类型，为人类服务。

　　转基因技术原则上使得人类设计和控制的繁殖过程代替自然的繁殖和进化过程，人工物种取代自然物种，人为地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如果没有人类有意的设计、操作和控制，转基因生物体将不可能产生。转基因生物导致的不仅是生物质朴的、原始的、独立于人类的自然特性的终结，而且也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第二实体——自然种类的终结。这样的终结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的、计划的产物。制造转基因生物的目的是利用转基因技术获取、转移、重组目的基因，主动设计对人类来说更好的生物版本，使其具有更高的效能和品质，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它是在简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定向的、预定的、朝向复杂化的，且与环境相脱离、甚至是逆环境而动的，是人类外在的、强加的目的的产物。如此，基因的变异或遗传就主要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人为的结果，或者进一步说，是人类社会选择的结果。在转基因生物中，决定被转的那个基因并不完全取决于生物以及那个基因自身，而取决于人类的文化。被选择的是基因，进行选择的是人类，选择的标准是人类的价值文化。由此，人类通过对基因施加特定的作用，完成基因重组，制造转基因生物。转基因生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预先决定的产物，是一种超越环境和超越生物的产物，而非内在于生物的、具有预先倾向的生物本质的自然展现。这样一来，人类成了生物工程农夫，转基因生物失去了自身内在的、固有的目的和本性，成为“设计者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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