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0日，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双方在会后发表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中确认，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将于2009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今年10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温家宝总理与欧盟领导人的商定，中欧双方正在积极筹备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原计划于去年12月初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因为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刻意在会晤前夕高调公开宣布将于会晤后会见达赖，破坏了会晤的气氛，中方宣布推迟会晤。此后，中欧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随着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的欧洲“信心之旅”、5月份在布拉格恢复召开被推迟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以及近日习近平副主席的欧洲“友谊之旅”、“合作之旅”、“文化之旅”，中欧关系逐渐恢复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被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是“中欧关系全面恢复正常的契机”，作为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机制，此次峰会的顺利召开意味着近年来不断被危机所笼罩的中欧关系将走出阴霾，重返稳定发展的轨道。

　　近年来中欧关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起伏不定。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第6份对华政策文件，同时还出台了一份对华贸易战略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这是委员会首次以“1＋1”方式发布对华政策文件。文件强调中国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上升，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中国已经成为“欧盟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最重大的挑战”。这两份文件引起了中欧双方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文件的措辞暗含着欧洲人“中国观”的悄然变化。在欧洲人眼里，中国已经从一个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世界强国”，在很多领域甚至成为了欧洲人的竞争对手，认为欧洲在对华政策上应该具有更多竞争和防范意识。“中国观”的这种变化使得中欧关系的发展在此后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中欧关系遭遇“成长的烦恼”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欧关系走向了成熟和规范。1994年欧盟出台了《新亚洲战略》文件，接着又于1995年公布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文件。1998年欧盟通报的对华政策要点是“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2003年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主题是“成熟的伙伴关系——欧盟中国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2003年及2004年是中欧关系的蜜月期，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双边政治经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到了2006年，欧盟在推出了第六个对华战略文件《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之后，开始强调中欧关系中的竞争性与中国的“责任”，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也随之调整。作为主权国家的联合体，欧盟对华态度的这种转变，自然也是其成员国意志的体现和反映。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7年1月访美前夕接受德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具有战略意义”，访美期间更是提出建立欧美共同市场以应对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也有人称之为应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崛起的“经济北约”）。2007年8月默克尔第二次访华，环保、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及人权这些双方分歧较大的议题仍是默克尔主要关注的方面，中国方面期待此次访问为中德关系升温的愿望再次落空。访问结束后不久默克尔就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这是达赖首次在德国总理官邸受到接见，此举引发了中德之间持续数月的外交危机。

　　2008年发生“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后，法国领导人多次发表有损中法友好关系的言论，萨科齐本人也无视自己之前的承诺，对是否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持观望立场。在中法关系得到一定改善后，萨科齐不顾中方的一再交涉，坚持以法国领导人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高调会见达赖，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使中法关系再度陷入困境。直到今年4月伦敦G20峰会前夕，中法两国元首会面并且发布《中法新闻公报》，法国承诺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这才使一度冰冻的两国关系出现转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口商品的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也使中国在对欧经济关系中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为了避免来自中国的产品的冲击，欧洲国家的很多行业往往游说政府，希望通过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正常经贸关系的政治化往往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2007年10月，欧洲钢铁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集团的董事长埃克哈德·舒尔茨在钢铁行业高管会议上说道：我们在中国遇到一个结构性问题，这只能由政治来解决。时任欧盟贸易委员的曼德尔森在2007年访问中国时也曾表示，受中国钢铁业巨额投资及产能过剩冲击，欧洲正面临价格严重失真及市场不稳定局面，并表示欧盟可能会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从2007年下半年起，欧盟对中国钢铁产品和制品连续发动了数起反倾销调查。根据WTO的统计数据，欧盟是目前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WTO成员。

　　“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世界”

　　2008年7月27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刊载了时任德国外长的施泰因迈尔名为 《我们希望中国什么》的文章，文中谈到“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世界”，“现在有很多正在崛起中的国家，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谈论明天的世界，那么（这个议题的答案）取决于中国将如何发展”。施泰因迈尔客观地指出了目前国际格局由于中国实力的上升而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这恰恰是许多欧洲人不敢或者不愿直面的事实。随着中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展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欧洲人心理上很难接受一个与他们有着不同信仰和价值取向的非西方国家取得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感到被威胁和对中国怀疑、指责就成了欧洲对于中国崛起的一种常态。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曾坦诚地对中国的官员们说，中国的崛起有可能被欧洲人视为“一个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全球化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冷战的结束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逐渐占领国际市场，并且使其不断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甚至在部分高附加值的行业里赢得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而且让欧洲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曾说：“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种转移是由于亚洲的崛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国际关系的重心转移对欧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洲地位的相对下降。”正是欧洲人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不适应，对自身地位相对下降的失落感，以及近年来欧洲国家内部改革的举步维艰，使得欧洲人对中国的崛起格外敏感、忧虑甚至产生了敌对情绪。

　　欧洲的选择：抛弃非此即彼的幻像

　　面对国际格局中权力和财富新一轮转移的趋势，许多西方人哀叹“‘历史终结’的终结”，因为世界并没有像他们在冷战结束时所预料的那样，以所谓“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取得全面胜利。在他们看来，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仅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政治制度也愈加专制和独裁，并且这类国家群体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甚至出现了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国家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货物、资本、人员和观念以西方无法控制的方式流通。这个“世界”用他们自己富有特色的财富、制度及文化创造了一个和现存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平行的新体系。更有人甚至耸人听闻地宣布“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和舆论氛围中，“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加强跨大西洋价值共同体”的呼声和讨论在西方国家不绝于耳，欧洲目前所流行的“价值观外交”也就是在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动的背景下出炉的。

　　在欧洲政治界，以价值观划线、自认在道义上高人一筹的人不在少数，这往往给中欧关系带来困扰。比如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埃卡特·冯·克莱登在德国联邦议会2008年6月一次对华政策会议上的发言就典型地代表了这部分欧洲人的心态，他说：“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一个既不民主也不自由的中国正在崛起。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创造了一个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这个模式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它是一个现代权威政治领导和国家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的结合体。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显著增加，这也降低了西方自由制度的吸引力。”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制度、一条道路，单一的世界是昏暗沉闷的，不同文明和传统之间的交融汇合才使整个世界充满生机和活力。正如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0月8日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所说：“我们愿同欧方共同努力，将中欧关系塑造成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之间和谐共处、友好交往的典范。”

　　相互尊重是中欧关系的基础

　　自去年中国政府宣布推迟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许多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不再重视欧洲，而是要和美国一起搞中美共治世界的G2，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下降。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认为，中国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认真的，中国不仅认识到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而且在成员国和欧盟层面与欧洲建立了战略对话的机制，中国和欧洲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实际的，并非徒有其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也认为目前中欧双方对于相互关系的重视程度并未降低，在高政治层面上的理性务实态度仍是主流。只有不断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在观念层面上坚持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中欧关系才可能真正健康地发展。

　　中欧关系近年来的曲折发展与其之前一直保持的稳定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不禁要追问：中欧关系怎么了？在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举行前夕，《欧洲研究》杂志出版了特刊专题探讨这一问题，本报编辑部与《欧洲研究》编辑部合作，邀请中外学者和官员，就这一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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