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高素质专业翻译人才。

　　11月12日，在京举行的“中国翻译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新中国翻译事业60年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流露出殷切的期待。

　　王晨表示，“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对外交往的不断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对外传播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而紧迫。翻译是对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翻译工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环境下，翻译工作和翻译事业被赋予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不论是对于中国尊重文明多样性、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来说，还是对于介绍中国发展、“中国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而言，翻译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60年的翻译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年——峥嵘岁月；改革开放后的30年——黄金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用“峥嵘岁月”和“黄金时代”两个词来总结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成就。

　　教育部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许钧梳理了新中国60年来翻译研究的基本状况、特点和成就。他认为，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的学科发展之路经历了风风雨雨。新中国成立初的30年，翻译研究基本附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进展缓慢。1949年到1978年间，在国内有关刊物发表的有关翻译思考和研究的文章约为400篇。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一是翻译人物与思想的探讨；二是翻译技巧的切磋；三是翻译批评的有效展开；四是翻译教材的编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9年至2008年间国内出版的翻译研究著作和教材约1600多种。与前30年相比，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方法论意识明显加强，视野开阔，研究趋于系统性和科学性。从1600余部著作与教材发表的时间段看，大多数的出版时间在1990年之后。从各类著作所占比重看，占首位的是翻译教材类，约占总数的52%；第二位为翻译散论、杂谈类，约占13%；第三位为中外互译技巧类，约占10%，其中英汉翻译技巧占主要部分，内容涉及商务、科技、医药、旅游等翻译技巧；第四位为纯翻译理论研究类，约占9%；此外还有翻译史类、翻译教学类、翻译工具书类等。”许钧告诉记者。

　　留心的读者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湖北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关注翻译学建设，支持翻译与翻译研究事业。

　　与此同时，从笔译、外事口译到同声传译、视译、字幕翻译，再到机器翻译或机器辅助翻译，我国翻译工作的形式和手段不断丰富。翻译教育也从过去作为外语教学的辅助手段，发展成为培养职业翻译人才和翻译研究人才的专业教育，翻译学科体系日趋完善。

　　另外，在翻译学术与理论建设工作中，《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等一批充分体现学术探索精神的期刊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成绩凝聚着广大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默默奉献。正如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外交部原部长唐家璇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所说，“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更加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交流，翻译工作的社会作用凸显。广大翻译工作者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在新的时代创造新的骄人业绩，以不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翻译工作：源远流长

　　翻译工作源远流长。文献载录，中国商周时期就出现了翻译活动。

　　《尚书大传》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象”是翻译官，“重译”就是多次翻译的意思，越裳国包括今越南大部和柬埔寨部分地区，与中国相距遥远，言语不通，所以需要翻译成汉文才能看懂。

　　南北朝至唐代，官方的翻译机构和译员主要从事佛经翻译。比较著名的，当属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他从印度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典，前后共翻译佛经1300多卷，同时，将《老子》等中文经籍译成梵文，传入印度。

　　季羡林先生曾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季羡林先生的生动比喻，凸显了翻译工作对中华文化和社会进步的深远影响。

　　其实，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翻译高潮，如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运动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相继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先导。正如作家李陀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五四’之前‘翻译体’大兴，无形中成为白话文写作的模范，使欧化的语法深刻影响了白话文的形成，使它变成一种文绉绉的脱离日常口语甚远的书面语语言。”近代文学翻译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这些词汇是中国文言和旧白话中所没有的，译文带来新词，极大地增加了汉语的词汇储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译文带来的新词不仅仅是作为工具性语言的“形而下”的物质名词，更重要的是思想层面上的“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涌动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形式上，还是在水平、质量以及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上，远非前几次翻译高潮所可比肩。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大量马列经典著作译入中国，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令世人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人类文明、文化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就是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与创新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工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如是说。

　　当下，翻译工作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其涉及的范围也不囿于外事工作、文学作品、马列经典著作等领域，而是辐射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军事等方方面面，构建起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

　　外语人才≠翻译人才

　　有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持有翻译类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有近3万人；2003年至2008年间，共有1.4万多人通过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然而，在本次论坛上，专家学者们却在一片浮华中看到了中国翻译界“暗藏”的危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学好外语就可以胜任翻译工作，外语人才等于翻译人才，外语教学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翻译人才，这一认识误区把翻译人才的培养长期局限于外语教学的框架之内。”许均如是说。

　　季羡林生前也曾表示，国内翻译队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培养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是翻译的专业训练还显薄弱。以前上海有一批专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对推动文学翻译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搞文学翻译，好像都变成业余的了。他曾说：“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其次，现在大学里只把翻译当做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就自然会翻译了，其实不然。

　　翻译事业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人才环境和制度环境，规范行业的运作，捍卫行业健康发展的秩序，保护人们的积极性。“就翻译出版市场来说，有学者将其概括为‘遍地开花’，无论什么样的出版社，不论什么样的选题，只要有人敢翻就有人敢出，根本没有人问出版社有没有合格的翻译，最后是由编辑把最后一道关，这样质量怎能得到保证？”中国翻译协会一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国家应当对译著的出版单位有一个资格上的认证，翻译出版的流程也应当加以规范。要尽快建立翻译人才和机构的准入、评估等相关管理办法，促进翻译职业化，使翻译服务企业和客户能够对翻译作品进行‘有根有据’的判断，做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

　　“现在翻译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上尚不健全。”本次论坛上也有学者这样一针见血地提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在世界上表现中国核心价值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文化产品及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仍然有限，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要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高度重视翻译，提高翻译的时效性。从增强外宣能力的高度看待翻译，提高翻译作品的针对性。从翻译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要精心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翻译人才队伍。”唐家璇的一席话令人无限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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