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国家图书馆获悉,国家图书馆的“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网站建设”、“全国图书馆志愿者行动”两个项目荣获第三届文化部创新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及其文津读书沙龙”、中国图书馆学会,分别获得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全民阅读活动优秀项目和先进单位。这四个奖项均为国内相关服务方面的行业最高奖。
据了解,此次获奖的项目只是国家图书馆众多创新服务项目的部分代表。近年来,国家图书馆还陆续推出了“智能架位”、“自助借还”、“电子报纸触摸屏”、“虚拟参考咨询”、“无线网络”、“数字电视频道——国图空间”、“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中央国家机关立法决策服务平台”等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从北京到各地,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建设呈现一片繁荣发展的态势。
虽然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提出不久,而且发展水平较低,但是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很快,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公共文化服务蓝皮书》,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村级基层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国家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特别是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上的投入资金年均增长13.4%。
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大幅度的提升,现在2609个社区、184个乡镇、138条街道和3955个行政村中,只有300个社区、6条街道没有文化站、文化室或文化中心。从2004年至今,北京市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已经投资了大约16亿元,公共财政大部分都投入在这方面。”
如果说国家图书馆代表的是北京地区的公共文化水平,那么浙江台州的经验可以作为地方的代表。台州市以基层文化建设为重点,着力建设农村、社区、企业“三类文化俱乐部”,举办“农民文化节”、“邻居节”、“企业文化节”三个文化节,建立“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共建机制、公益性文化项目政府采购制度、文化设施建设以奖代补机制三项文化制度,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台州“三个三”的经验与模式,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近年来,我国相继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流动舞台文化车工程等一批惠民文化工程,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全国的博物馆、纪念馆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文化需求得到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得到对口支援,这些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久前,文化部部长蔡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公共图书馆55个,文化馆896个,乡镇文化站建设基本上属于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力量的不断发展,公共财政的逐步完善,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增加,据官方公布的信息,自2001年至2008年,全国文化事业投入总计1107.97亿元。其中,2008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到248.07亿元。从2002年到2005年间,我国投资4.8亿元用于扶持县级文化馆、图书馆设施建设,在“十五”末期,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十一五”期间,又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投资39.48亿元,新建和扩建2.67万个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到2010年将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截至2009年9月,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19个,文化馆(含群艺馆)3217个,文化站37938个,村(社区)文化室247332个。
目前,文化部正在建设国家、省、市、县、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乃至行政村的六级公共文化设施,到2010年,将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使用率不高,城乡差距大是主要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即是“惠及全民”。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如何开发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如何让诸多文艺组织参与进来,如何把这么多文化设施利用起来,如何将文化力量和老百姓的需求结合起来,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教授丁元竹如是说。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使用率不高、服务效果不好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记者近期出差云南,路过贺庆县一个乡镇的文化站时,看到整齐明亮的房子而大门却紧锁着,门前挤满了卖水果的小商贩。据小商贩们讲,这个门从来不开,他们在门口摆摊,文化站也没人管过。“文化中心如果只是摆个样子是很悲哀的事。” 降巩民认为,要办好公共文化服务得了解百姓的需求,比如北京在农村文化站为百姓提供电影、知识讲座等服务,如果百姓需要了解果树栽培,就请来专家进行讲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建刚向记者讲起他在一个偏远乡村文化站看到的情形时说:“中央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力度非常大,能够深入到最基层。但是,我在那里注意到书架上图书过于整齐,多数书架看着像没有人动过。这反映出我们在硬件、产品的投放上做了很多,但不太清楚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国家投入越来越多,很多民众却并未享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文化生活。对此,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总监毛少莹分析说:“根本的原因是公民的文化需求无法形成制度性的表达,比如大型文化设施的兴建、重要文化政策的出台,都缺乏征求公民意见的有效环节和制度设计。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促进善治的形成。老百姓则应自觉强化公民意识,充分利用传媒等多种形式,表达和行使好自己享受文化服务、参与公共事务的文化权利。”
对于如何评价公共文化服务效果,丁元竹提出了“服务设施、服务设备、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四条标准。“以此来衡量,发达地区服务设施较好,但设备配置、人员配置相对不足,特别是基层,而服务项目跟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要从民众的需求出发,做一个预先研究评估,提供相应的设施设备,进行必要人员配置,在此基础上提供服务项目。”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城乡差距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上也不例外。就在深圳市福田区探索出“一公里文化圈”的框架、保证让每个辖区市民都能在出户一公里内享受到公益性文化设施之时,一些偏远乡村却连每人每年几毛钱的公共文化服务资金都难以落实。
“在实施‘村村通工程’后,农民基本上都能看到八套以上的电视节目;‘图书馆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工程’使得基层和农村地区整体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因‘城乡二元化’造成的‘农村文化荒漠却仍然存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说。
“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模式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可能选择的模式是: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标准,划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核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实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均等化;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丁元竹说,“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但不能差距过大。这一差别的基本设计要从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提高农民发展愿望、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和更好更快地向城市转移的角度出发,设计成一个动态的过程。”
专家指出,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场“全民运动”中,公共部门无疑是提供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主体,全体社会成员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然而,目前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似乎逐渐陷入政府单向投入、公众“被服务”的怪圈。不管是资金投入方式,还是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和事业单位仿佛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甚至“混合型公共产品”的提供,都鲜见社会文化机构的身影。归根结底,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
引入市场化活水缩小地区差距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主编章建刚指出,公共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是一种误区。理想的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公民、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这样一方面可以少依赖财政,另一方面可以更多借用市场力量来提高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报告》建议,中国应进一步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力度,缩小国家财政直接供养的公共服务部门规模,开放社会力量参加公共服务的提供。
“公共事业投入的主体应该是政府,但是各国社会资源的供给体系并不一样。比如在美国,一些大企业家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就开始大笔捐献公共设施的建设,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在这些方面则做得不甚理想。这种状况与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直到近些年,国内的企业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慈善意识,支持美国文化的志愿精神不是我们的传统中所具备的,但我们可以提倡和推动,政府也应该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丁元竹说。
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认为:“在我国,文化长期以来是以文化事业的角度出现的,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都是后来出现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是文化事业。”以前,文化事业基本由政府承担,一些可以进行市场化改造的地方也由政府负责,一方面造成资金不能集中到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上,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一部分文化市场的发展。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向记者表示:“文化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另外又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所以通过国家力量进行非营利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财政简单、直接的投入,并不一定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和发展,因此需要引入市场化力量。”
也有专家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它是文化事业,即公众基本的文化要求;第二,它包括保本服务,这部分服务是在基本文化权益上的拓展,如果没有政府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也能使其保持基本生产成本、维持服务形态,这也是公益、非营利性的;第三,高端有偿服务,仅针对公众中的某一人群,由于目前的社会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全体人都能享受文化消费,所以这部分可以是有偿的,如旅游景点可以免费,但是爬山坐缆车这部分服务需要收费。
“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首先应该推动营利性机构的发展,为了提升品牌和形象,他们有积极性去配合一些公共文化活动,这里面的发展空间很大。如果影院机构、艺术机构能得到一些企业赞助,那么运营成本就能降下来,将有限的经费用于举办更加丰富的活动,并能让老百姓消费得起。另外,在民间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策管理上还有待完善,对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的认定和扶持目前都存在很大难题,”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说。
针对地区差距问题,学者及各界人士也给出了很好的建议,首先是需要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创新工作方式。比如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地方财政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鼓励群众自发组建文化娱乐机构。熊澄宇认为,在农村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传统文化习俗,举办各种节庆、庙会、赛歌等活动。这些活动恰恰是深受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也可以避免一些乡镇文化站门可罗雀的尴尬。“公共文化服务包括了均等性和基本性的原则,即基本的文化服务应该让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认为,由于文化资源分布不均,造成了城乡和东西部群众可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但是,由于文化本身就具有差异性的特点,想给各地群众提供均等的文化服务也是不现实的,应该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提供不同的文化服务产品,比如陕西农村地区群众爱听秦腔,如果给人们提供芭蕾舞表演不见得受欢迎。
专家呼吁要在致力于缩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差异,甚至在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建立评估和监督体系,使公众清楚地了解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比如要建一座图书馆,建在什么地方,建成后如何提供服务,多少人能享受到这种服务,公众满意度有多高,这些都需要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并进行反馈。
每一个服务都是软实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抓紧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特别重视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中共十六大后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中,均有不同层面和程度的表述。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7年6月16日,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8月下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集中阐述了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思想,是相关领域的代表性文献。
中央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部有关部门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成主要有几个部分:一是政策法规的体系。如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以及正在制定中的《图书馆法》等,这些政策法规对推动公共文化建设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第二,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今年我国将扫除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设施建设的空白点。第三,现代服务手段的运用。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正在建设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等。同时要注重运用现代服务理念,拓宽服务领域,延展服务范围。流动图书馆、流动博物馆、流动演出等都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新形式。第四,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第五,经费保障。等等。
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出与全面实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是分不开的,熊澄宇指出:“公共文化服务概念的出台和我们国家整体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关,没到这个阶段不会出现这个概念。”降巩民也认为:“公共文化水平的高低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只有具备一定财力,才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已经有充裕的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于文化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要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全社会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众多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大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还有文化实力的崛起。公共文化服务面向最广大的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服务,“它是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事关国家的软实力。”魏鹏举这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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