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端赖人类能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历史传统中获得生存的智慧并推动社会发展。学术的进步也是如此,必须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生活现实,提出时代应有的学术问题,才有可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近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一书,深有感触,启迪良多。
从某种程度上讲,该书可归入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学术史研究范围,但与一般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学术史不同的是,作者不是仅仅要为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做一总结和回顾,而是从全球化格局和学科建设着眼,意在为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寻找开拓创新之路,这是此书被纳入“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丛书”的重要原因。
从“全球化”和“建设论”这两个关键词出发,作者对全书内容进行了精心设计:第一章“文化困扰”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建立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一方面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但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建立的思想基础(或学理依据)、现实背景入手,深刻反思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现代学科体制的建构历程、思想基础、学术范式、学科体系以及背后的历史观念的合法性与存在的问题。由此出发,第二章“路径难题”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研究路径上存在的价值立场(或者说“目的观”)“求实”与“致用”的冲突以及解决这一冲突和矛盾的办法。第三章“视界融合”则分析了对待传统与现代的两种二元对立态度“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形成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第四章“思想体系上的古今对话”,以范畴研究为例,分析了如何解决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体系和范畴研究这一难题。第五章“学术方法上的古今通融”,以钱钟书先生的研究为例,提出了“通变观”的文化史观与“打通”的学术方法论对今人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最后一章“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则回答了如何解决当今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困境,提出了以“对话”(包括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为理念、态度、方法来凸显、生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从以上对全书内容的简要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该书的一个鲜明特色,即立足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实困扰和一系列难题,从对中国古代文论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中,寻求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突破口与创新之路。
无论是从20世纪初期黄侃、姚永朴等人的古代文论研究开始算起,还是以1927年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正式出版为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段不短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总是充满了各种问题和困扰,无论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对象、方法、内容、目的,还是学科建立的学理依据、文化观念、价值立场、研究视阈等等,都存在着争论。可以说,虽然中国古代文论已经在近百年的研究历程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对于作为一门学科而建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讲,“批评史何为”、“批评史为何”、“批评史何以”这三个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却尚未有比较清晰和满意的回答。读完此书,我头脑中不仅浮现出“难题”、“困扰”、“反思”这些一再出现的语汇,而且很深刻地感觉到作者对如何解决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存在问题以及建设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的殷殷之情。
兹举数例证之:如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以取代传统的“诗文评”这一事实的合法性,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不值得深究的问题,但作者对此却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如果说以‘文学批评’这一现代范式取代传统的‘诗文评’范式曾经具有某种历史的合法性,那么,在今天的文化、学术语境中,这一现代范式的合法性已面临着挑战。”又如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路径难题“求实”与“致用”的矛盾,作者认为:“概而言之,超越于‘求实’与‘致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而更多地注意两者之间的间性及互文性,持一种关系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一定要在‘求实’与‘致用’之话语、观念对立与博弈中‘讨生活’。”另外,在论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古’与‘今’(即传统与现代)关系时如何摆脱“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矛盾时,作者说:“以‘视界融合’为前提,通过创造性的阐释,发掘传统文论的意涵,厘清其思维特征、基本范畴、形态乃至体系,同时通过必要的评估来彰显传统文论中所蕴含着的理论价值。‘转化’的重点应该放在传统文论范畴体系的体认和建构方面,同时尝试运用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思维以及运用与理论批评实践,以激活之,或曰活化之,从而使其真正融合到当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来,如此也就实现了‘现代转化’的目的。”举凡古代文论研究中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如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建立的合法性、学术范式、研究立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问题,作者在书中大多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给予了切实的解决办法。
作者研习中国古代文论多年,有着深厚的学养和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书中的很多问题,作者在此前皆进行过深入的专题研究,某些研究成果曾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如关于古代文论范畴和体系的研究,关于钱钟书先生研究方法论的探讨等。该书中的很多章节,曾先后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各知名学术期刊,足见该书的学术分量。
作者在后记中云其治学态度:“不知不愠,散尽浮华,盘桓问道,积学守身。”此语应当成为今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传统文化者共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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