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科学60年,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器晚成的一个典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人口学在学科建设、综合研究和社会服务诸多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本文尝试择其要者分期叙述。
中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关注人口问题,如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城市流民问题、农村劳力剩余问题、广大妇女的避孕节育问题。
萌芽受挫阶段 (1949—1973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3年,人口学发展受到限制,出现波折。查瑞传教授在主编的《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称之为“在建设中探索与挫折”。这段时间没有出过什么专业的人口学教材,也谈不上学科发展。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人口问题的教学研究也未能幸免。吴景超教授于1957年1月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社会学在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其中谈到人口等课程在高校没有得到安排。
有一个例外,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国内最早创办的人口学研究机构,创办人是提出著名的“爱辉—腾冲人口地理分布线”的胡焕庸老先生。胡老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是海内外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1935年发现并概括了这条至今仍为人乐道的人口分布线,国际学界将其称为“胡焕庸线”。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是北京大学原校长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以及其后遭错误对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休养生息使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赤脚医生制度功不可没),但在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生育文化驱动下,人口的生育率居高不下。与全球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2%的快速增长时期一样,中国人口也开始进入高出生、低死亡和高自然增长的“转变增长”阶段,后来国际上所谓“人口爆炸”论只是对这一阶段的夸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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