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归属于各自的文明体系，都拥有自己的祖国。然而，正像“人是怎么来的”一样，人们迄今也未能就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形成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人猿揖别”，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发展进程。不同的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方式，对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具有深刻影响。

　　“文明如何起源”、“国家如何形成”、“各个早期国家之间有何异同”、“国家与文明之间有何联系”等等，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体现着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独特魅力，而且对于准确理解历史、解释现实至关重要。

　　19世纪以来，众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持久而强烈地关注着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

　　迄今为止，近代意义上的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已历经100多年的历史。

　　1877年，美国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摩尔根依据人类学调查资料，结合古希腊、罗马历史的文献记载，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提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的国家产生路径与模式。1881—1882年间，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作了详细摘要，撰写批语，补充材料，成为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分析摩尔根研究成果的第一人。1884年，恩格斯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系统论述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形态以及氏族、部落等社会组织的演变过程，以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为例，建构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其后，恩格斯的观点成为众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指导。

　　恩格斯的著作出版40多年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形成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看法。

　　郭沫若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其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从郭沫若开始，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学者围绕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一核心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看法。这套看法，在世界学术的谱系上，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众多考古学者也积极开展了包括殷墟、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考古遗址在内的发掘和研究，从而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研究补充了扎实、崭新的材料。以此为基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路日渐清晰，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前后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无疑是上述努力深化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调查方法的更新以及材料的日渐丰富，也成为进一步推动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研究理论更新的源头活水。具有平等、民主色彩的部落联盟，是如何过渡到国家这种具有强烈的等级性社会组织的？这是摩尔根理论留给人们的一道谜。为破解这一谜团，塞维斯提出的酋邦理论和弗里德提出的分层学说，对深化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童恩正、张光直、谢维扬等学者的成果，就与上述思考模式密不可分。

　　走出“象牙塔”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立足点、所运用的方法和概念、基本的学术框架都是一致的，但他们关于许多具体问题的观点却并不一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围绕着国家起源，都不断有新著推出。自然，尚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这套系统持否定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众文化涵养的不断提高，这一仿佛只有“象牙塔”中的学者们才感兴趣的话题，呈现出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关注的势头。在专业学者圈子内，当然更是热议不断。

　　仅以即将逝去的2009年下半年为例。9月26日，国家文物局、科技部、财政部和文化部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联合主办了“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这次大展，是2001年启动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形象展示，吸引了大批的普通民众参观。11月4日至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主持下，一批中外专家就“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进行了温文尔雅的研讨。围绕“古代国家起源及早期发展的理论问题”、“古代国家的政体类型”、“古代国家的社会结构”、“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等问题，学者们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和阐释。

　　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研究，既为中国史学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成为世界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它还是不同领域学者携手合作、攻克科学难关的重要场所。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需要以坚实的考古与文献资料作支撑，还需要以超拔锐利的理论为指导。它是构建历史哲学的基础，尤其与唯物史观具有紧密的关系。它是学术，同时又具有意识形态的隐含。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曾经说，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三项才能：才、学、识。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研究，大概就是最能展示一位历史学家才华厚薄、学问深浅、识力锐钝的标尺之一。

　　探寻“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如果说20世纪前半期人们的关注焦点是寻找中西历史发展的“异中之同”，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者则颇为留心于寻找中西历史发展的“同中之异”。

　　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郭沫若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落脚点在于说明历史的一般规律和共通性。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道：“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从这一落脚点出发，郭沫若等人曾经对“国情不同”论、“中国特殊”论给予严厉批判。

　　与郭沫若等前辈学者不同，现在一些学者的落脚点，则重在说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的特殊性。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是研究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就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式不同于古希腊、罗马，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形成路径也与古希腊、罗马有别。

　　那么，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学者们的观点自然也不完全一致。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种观点出自德裔美国人魏特夫之口，亦即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看来，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支持者当中，有已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泽以及上海大学的谢维扬教授；而反对者，则主要有已故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林志纯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廖学盛研究员等人。反对者的代表性著作，是李祖德、陈岂能共同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

　　“人类历史发展有统一的规律性，但又有丰富的多样性。我们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时，既要看到其共性，也要看到其特征和差异性，要异中求同，同中见异，不能削足适履、强求一律，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南开大学资深教授王敦书的一席话代表了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

　　王敦书认为，“古代世界的国家一般是由小国寡民的邦国发展为地区性的王国，然后再建立起超越自然的地理界线、统治多民族的大帝国，而不是由小国寡民的城邦直接发展为大帝国。”

　　记者注意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的笔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恰好表现了王敦书所说的这个“一般”。王巍依据大量考古成果，构建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邦国时期—龙山时代；王国时期—夏商周；帝国时期—秦及其后。

　　记者还注意到，上面提到的“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恰好分为三个单元，即“家园”、“邦国之路”、“王国崛起”。这三个单元无疑融合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采用“家园”一词来标识“邦国”之前的阶段，显然也经过了深入的考虑。

　　其实，“邦国”之前的社会阶段，许多学者将其叫做“酋邦”或“分层社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介绍，“酋邦”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提出的。60年代，塞维斯建立了“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演进模式。目前，“酋邦”已经成为探讨国家起源问题的中国学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无疑，较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目前中外学者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已经大大地深化和细化了。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晖写道：“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酋邦社会阶段，相当于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时代’，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具体地说相当于苗底沟文化到龙山文化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早期国家出现阶段，相当于古史传说时代的虞舜夏代，考古学文化则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看来，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研究的开展虽然已有时日，但由于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理论方法、新的分析视角层出不穷，这一课题的研究目前仍呈现一种方兴未艾之势。民众的强烈关注、学界的激烈交锋，凡此种种，都表明相关研究较之过去的研究更加深刻，这正是中国当代学术研究进一步繁荣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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