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国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在本次会议上，各方能否就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达成一个全面、综合和有力度的国际协议以接替到2012年失效的《京都议定书》，成为一个世人所关注的问题。

　　自从1827年法国科学家让·富里叶首次提出温室效应理论以来，人们对于自身居住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减少大气污染、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全人类的共识。全球气候问题不但将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未来，更深刻改变着传统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

　　英国著名学者巴里·布赞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对环境问题和全球政治的关系做了如下评论：“如果南北极的冰盖融化了，海平面上升16米是很正常的结果，想想浦东和伦敦会发生什么吧。历史的动力都发生在比较平稳的环境下，环境的改变自然会改变游戏的规则。而到那时，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因为我们将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政治之中。”

　　四大议题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国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本次哥本哈根会议无疑是以往会议的延续。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国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3次缔约方会议。会议启动了替代《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进程。大会最终通过“巴厘岛路线图”，决定在2009年年底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这一路线图为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计划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新协议，接替将于2012 年失效的《京都议定书》。

　　面对以往《京都议定书》经过磕磕绊绊、几次险些流产且历经8年时间才得以生效的局面，本次哥本哈根会议能否实现成功跨越，关系到整个气候变化谈判的未来前景。这场被寄予厚望的会议被称为“人类最后一次挽救地球的机会”，而会议的失利则无疑会成为全人类不可承受之重。

　　哥本哈根，这是个产生过安徒生童话的地方。童话中常见的大团圆结局能否在这里上演，全人类能否看到一个全面、综合而有力度的国际气候协议接替《京都议定书》呢？如果将哥本哈根会议上产生的新国际气候协议比作一张桌子的话，那支撑这张桌子的四条桌腿无疑就是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开发和转让、资金这四大问题。

　　在以往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关心的是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代表的减缓气候变化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开发和转让与资金这三大问题也在2007年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中体现了出来。但是围绕这四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

　　将研究精力放在建立更精确的气候变化模型上，还是放在关注社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上，科技界一直争论不休。在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急需发达国家提供先进技术用于提高能效、开发可再生资源。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发达国家却坚持认为，技术属于专利，不能随便转让。在资金落实问题上，各个发达国家也因为援助的数额和责任争吵不休，至今拿不出一套完整的可兑现方案。

　　自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0%，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然占了人类总排放量的77%，发达国家无疑应该为全球气候的变化问题负主要责任。气候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如何理解这个原则则考验着各方的智慧，一张桌腿高矮不一的桌子是站不稳的，如果各方不能在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开发和转让、资金这四大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众所瞩目的新的气候协定无疑是一个空中楼阁。

　　科学争论和政治博弈

　　有专家指出，在现代国际社会，对任何一个全球性话题的讨论，哪怕是所谓最纯粹的“学术”问题的讨论，都不可能不受到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基本常识。减缓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课题，也反映了绝大多数地球居民的诉求，但如何减缓则牵涉到各个国家的具体利益，隐藏在这些具体利益背后的还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现实需求。这就决定了科学与政治成为影响气候谈判的两大基石。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第一次现代环保运动开始兴起。人类对气候研究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研究人类如何在无意中改变地球气候。几十年来，世界科学家中多数人承认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科学事实。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得出结论：“20世纪中期以来，大多数对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观察表明，气候系统变暖是由于人类温室气体集中排放在大气中累积的结果。”

　　虽然科技界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比如，欧盟国家认为，到2050年，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这一长远目标是合适的和可行的。而有些科学家则认为北极地区的温度上升幅度将远远高于全球，北极地区的迅速升温将使冻土地带中冰封的甲烷气体释放，甲烷气体的大量释放又会使气候系统进一步升温——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将使升温控制的目标成为“科学幻想”。面对气候系统的升温，全球的洋流和季风也将发生变化，这将最终影响全球水资源分配的格局。而以中国科学家郭增建的“深海巨震降温说”为代表的各种对气候系统内部调节机制的研究，也在气候变暖趋势问题上众说纷纭。

　　正如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所揭示的，影响气候变化的自变量多不胜数，因而人们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仍然存在着众多争论。

　　如果说在科学问题的争论上至少是大家在用“同一种语言”说话，那么在政治上，各方所争夺的无疑是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行动方案，其“cap and trade”（总量控制下的配额交易）的原则创造了“碳交易”这个概念。“碳交易”概念由于具有灵活减排的效果受到了各方的好评，但是也因为西方国家借此从发展中国家廉价购买碳排放权以支持自己奢侈的消费方式，同时又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广受批评。

　　美国还创造了“碳关税”这个新词汇，打算对每一种超出标准的产品征收相应的关税。这一方案如果通过，那么改变的不仅是气候行动机制，更是对全球贸易机制的巨大改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表示：“它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发展中国家的头顶上”，是强制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国的游戏规则。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更是认为：“它的重点不是在用，不是在实施，而是一种威慑和威胁。”

　　有专家指出，在以往的气候谈判中，各国往往对远景目标态度明确、高调频弹，但对于具体的实施计划则激烈争吵，可以说对于气候话语的争夺背后是政治权力的斗争。科学上的争论和政治上的博弈必将成为哥本哈根会议绕不开的两大难题。

　　中国的立场

　　1979年2月，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气候变化大会。我国政府派出了以北京大学谢义炳教授为团长的专家代表团。这是中国加入国际气候合作框架的开端。当时的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于国际多边谈判也并不熟悉，在全球气候与发展问题的舞台上无疑还是个虚心的观众。然而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这个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

　　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也使中国成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如果沿着西方过去肆意排碳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这个地球就会毁灭。”不少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态度影响着谈判的成败。

　　然而中国却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局面。在谈判桌上，面临着西欧、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立场的相互抵牾。

　　西欧国家对减排的要求最为积极。这些国家的能源消耗量已经基本稳定，法国能源的60%来自核电，而瑞士90%以上的能源来自水电，减少排放对它们的经济影响不大，而自身环境却能得到改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是能源消耗大国，核能所占的比重又比较小，减少碳排放对它们的经济影响很大，它们自然极不情愿减排。

　　发展中国家也是心思各异，积极支持减排的是海岛国家，特别是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它们本身排放量很小，但很怕气候变暖后海平面升高，国土萎缩甚至沉入海中。它们提出的减排指标比西方国家的更高。中东各产油国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等国反对减排，因为减排就意味着减少它们的能源出口量，大大削弱它们的财源。南非、巴西等国由于拥有一定的环保技术和产业优势，其立场有松动的可能。

　　有专家指出，南北矛盾、北方矛盾、南方矛盾和大国矛盾四对矛盾纵横交错，考验着中国外交纵横捭阖的能力。在国际关系中，中国面临着欧盟渐趋统一的对华环境外交框架，美国也将环境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太平洋小国也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冷静而慎重地选择战略立场和应对策略。西方国家是否在利用减排问题限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在封存国内石油储备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玉米乙醇等新能源，这是否是在人为制造粮食危机？如何让世界倾听到中国的声音，而不再成为西方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对这些问题的战略性思考无疑会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复杂的气候谈判局势下，既要推动谈判的进程，又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疑是“戴着镣铐跳舞”，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到底怎么做。5月21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立场，坚持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应到2020年在其1990年水平上至少减排40%。6月21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使可再生能源比例占到中国能源总消耗的20%，从而超过欧洲。” 9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表演讲，更在国际协定之外，宣布了带有自愿承诺性质的发展目标。

　　中国一方面强调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认为如果没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上的支持，气候合作机制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提高自己的环保标准，在减排和新能源方面迅速向发达国家看齐，可以说中国正在为哥本哈根新协定的达成作出坚定而有效的努力。对此，美国气候变化问题总统特使斯特恩也不得不承认：“任何指责中国没有做事的人都没有去看中国正在做什么”。

　　多视角解读哥本哈根

　　时间已经不远了，哥本哈根就在前方，但此时的哥本哈根无疑成了一个神秘的、充满无限张力和象征意味的符号。不久之后，这里将成为科学猜想与反驳的会场、成为经济利益谈判与博弈的会场、成为政治权力和规则权利争夺的会场、成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对抗的会场、成为多层次行为体沟通的会场……它还将成为什么？似乎没人说得清，又似乎一切都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会议无疑是冷战后“碎片化”时代的又一个标签，而只有对这个符号进行多重解读才有可能还原这个已经“碎片化”的全球性议题。

　　近日，在本报举办的以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和环境问题为主题的“全球气候问题”研讨会上，与会的国内有关学者对于这个“碎片化”的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背景的深度解读。专家们在新能源、气候谈判的关注点、国际环境机制、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国的气候谈判立场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专家们学术上的解读毕竟不能代替真实的谈判，全球气候与发展问题的谈判不是一个可以不触动各方既得利益，制造出“帕累托改进”效应的谈判，但这个谈判的长远目标无疑将使全人类获益。毕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我们的家园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要想自己幸福，首先要给别人幸福。哥本哈根会议能否为全人类的幸福带来希望，这考验着参会各方的政治智慧，也让全世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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