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是一部非常有趣且有独特意义的深思之作，内容关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对于当时渴望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知识精英来说，如何借鉴和使用西方思想成为他们思考最多的问题。尽管此前已有很多关于不同国家间在艺术、科学、文学、信仰、习俗和物质生活等方面彼此联系、交流或影响的优秀著作，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仍像谜一样有待解开。20世纪初，那些最开明的欧洲人对于将外国文化介绍给中国所能产生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义和团运动之后，法国政府曾考虑在北京建立一所学校以培养中国的现代化精英人物，后又放弃了这一计划。当时法国的外交部长认为：“北京是中国文化的绝对中心，所以它不可能变成外国某一个特定民族的学派的总部。要改变中国不可能在北京，改变中国的机会也不是从北京诞生的。从西方文化中心传来的光芒，也要比那些建立在孔庙门前的法国学校、英国学校或者德国学校更加闪烁、光辉，更加有效、灵验。北京也具有极强的吸收与同化功能……中国文化不会向外来文化屈服：它善于同化，它会使其他文化必须要进行必要的修改。”

　　该书的价值在于突出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尤其注重揭示欧洲思想的特别贡献和其后美国思想的贡献，以及两者之间在很多维度上的不同之处。但他的分析要走得更远：它揭示并比较了在这一整体中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选择外来文化资源意味着对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窗户，而对这些资源的批评性清理工作则让人们发现了这种选择所意味的挑战和风险。实际上，作者的研究集中于当时知识界的三位杰出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关联，而且每个人都是一种特定的欧洲文化的信徒：严复，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阐释者；李石曾，法国启蒙运动的鼓吹者；蔡元培，德国理想主义的虔信者。在多种语言材料的支撑下，著者细致观察了三个个案人物的个体语境，他们每个人都偏向一个特定的国家，接受其文化的因素并将其化为己用。他指出，对于在当时的文化传统中熏陶培养出的中国人而言，外国文化世界就像一个棋盘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棋子，都为推动自己的地位而使用其优势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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