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七年小说”（1949年至1966年）图解政治、文学价值低下的判断，近年来常见于学者笔端。关注这一时段文学的学者，多侧重从思想史或文化体制的角度切入，比如探究它的生产机制、它与“启蒙”及“现代性”的关系等，描述性内容远远多于评价性研究。阎浩岗教授的新著《“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最难操作和把握的“文学本身”的角度进入了这一艰难而歧异丛生的领域。其实，评价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必拘泥于“现代性”标准，一些传统价值观并不过时。论著尝试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后来人”眼光重新审视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评估其文学史地位，以宽广的历史视野、鲜明的文学本体论视角和人文关怀主线，重申建立在“真实感”基础上的“艺术感染力”对于作品文学价值的决定作用，强调文学“引人向善”的作用。书中对“红色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刻的剖析，其细致新颖的文本分析和鲜明的论辩性，代表了近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景观，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新的借鉴。

　　该书借用的“红色经典”概念与“十七年小说”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专指“十七年”产生的那些社会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作者试图把对“红色经典”的研究从过去简单明了的意识形态评价的框架中救赎出来，连接起革命时期的文学遗产与当下新意识形态之间的历史浮桥。书中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进入作品设定的历史情境和艺术世界，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予以重新评估。首先，在这些作品备受争议的一些问题上，如概念化倾向、所传达观念的永久价值、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正面主人公的理想化和真实性等方面，本书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辩诬。作者依据作品在文学史上的重大影响和是否提供了超越时空的文学价值标准，把“红色经典”分为三个档次，使我们对“红色经典”整体上的评价和分类有了明确和清晰的定位。论著对《艳阳天》、《苦菜花》等作品的分析都有独到之处。例如，作者认为，《红旗谱》的审美基调是其日常性而非传奇性。正是出色的日常写实，再调配上适度的传奇成分，才使其具有了超越特定时空的独特魅力，获得了文学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该书几乎每章都针对当下有影响的一些观点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比如就“土改”叙事来说，本书作者认为，“道义问题”仅存在于《暴风骤雨》的第二部，而其第一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当作“除霸”故事看。《创业史》的艺术感染力来自其所表现的人伦挚情和创业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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