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锵：强大军事力量是祖国崛起重要保障
　　（黄克锵：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席、美国林则徐基金会主席）

　　在祖国一甲子年华诞之际，我有幸成为回国观礼的旅美华人华侨代表之一，激动的心情非笔墨所能描绘。9月28日晚上终于抵达北京，心情越发激动，当晚我彻夜失眠。30日晚上，想着第二天早上能够亲临现场观看大阅兵盛典，我再一次彻夜失眠。每次回国来到北京，我都会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或降旗仪式。今天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是以海外华人华侨代表的身份在天安门城楼旁的观礼台上观看大阅兵和群众游行国庆盛典，倍觉荣耀。

　　看着12支钢铁般年轻战士的徒步方队和30支现代化先进武器装备方队从眼前走过，12支空中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那整齐划一的步伐，雄壮激昂的口号、磅礴宏伟的气势以及全部中国自主研究、90%首次亮相的尖端军事武器，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安抚了我这颗海外无根浮萍的心灵，内心骤然涌出一份强烈的归属感。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世界不少国家都在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往往事与愿违，现在文明社会有时仍然要靠战争来解决争端和摩擦。中国人民历来热爱和平，可在国际社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见到中国统一强大，妄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中国要与任何国家特别是军事强国实现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必须要有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只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防止被侵略，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实现保家卫国的目的，终结某些霸权主义国家的非法行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祖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

　　从大阅兵盛典中，可以感受到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陆、空三方面都已经拥有自己的天地和实力，60年前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在耳边回响，剪不断的爱国心、割不断的同胞情再次激荡在心中，祖国的荣辱永远与我息息相关，中华民族踏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我为祖国的伟大成就深感自豪！我以身为中华儿女而骄傲。 　　（本报记者 褚国飞/采访整理）　

　　李培林：新的起点要有新时代的开创精神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面向21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个宏大的话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首先，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就是一甲子，但一甲子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而是又一个新的起点，在新的起点就要有新时代的开创精神。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

　　其次，中国虽然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但目前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面临的发展瓶颈和艰难险阻还很多，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绝对不能丢。

　　第三，民族精神，仍然是面向新世纪我们所需要的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我们的历史和面对的未来都告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闭关锁国、封闭僵化的经历，实践证明“开放”和“走向世界”是必然的和正确的选择。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让中华文明、中国道路放射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华。（本报记者 张梦薇/采访整理）

　　阮可三：海外华人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阮可三：中国旅美专家教授联合会主席、美国科联集团公司董事长）

　　这次庆典是中国这些年来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中国从“一穷二白”、“东亚病夫”到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海外，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现在更能够挺起腰杆做事了。

　　以后，中国更是要按科学发展观的方向继续发展，把发展、治理、环境、资源等更好地协调起来，融入祖国发展的巨潮中。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表现在外交、军事方面，还要表现在经济上，尤其是经济发展模式上。中国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稳定发展，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合理成分，充分说明了它能够充分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以前中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种发展方式至少付出了三方面的巨大代价：不可再生资源——土地资源的大量消耗；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本钱——生态环境的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剩和自主知识产权严重不足。庆幸的是，如今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现在重要的是要把政策落到实处。

　　另外，中国不要仅仅学美国或者英国，也要多学学日本。中国人主要都集中在沿海，不像美国，有两个海岸可供发展。而日本的国情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有很大的相似，而且两个国家在地域上都属于东亚国家。在管理模式上，日本也有很多地方可供借鉴。　（本报记者 褚国飞/采访整理）
　
　　Edward Khandjian：我看到了北京朝气蓬勃地发展
　　(Edward Khandjian：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生化系教授)

　　这次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给我的印象十分震惊，这种感觉无法用言语形容，远比初次看到大瀑布更为震撼。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二次来北京。上一次是在2008年5月。这两次的感受很相似，北京就像美国的纽约，节奏非常快，十分现代化，这和我原本的关于中国的印象不大一样。同时北京也十分多元，这无论在建筑风格上，还是行走在大街小巷的行人中，都可窥见一斑。建筑上你既可以找到古香古色的传统房屋和气势磅礴的皇宫高墙，也可以找到非常前卫的当代设计元素；行人更是丰富多彩，从衣着打扮到所使用的交通工具，而且这里不仅汇聚着各个民族，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

　　我是研究大脑的。我相信，一个群体，如果一味抵制群外的文化，那这个群体将来的发展是不能长久的，就像达尔文所说的，物种在不断地与外界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一种文化也是在不断与外界交流、与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中得到丰富和不断发展，这样才能日益进步。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看到了这种交流与融合，看到了北京朝气蓬勃地发展，也看到了中国今后的希望。　（本报记者 褚国飞/采访整理）

　　姚洋：贯穿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主线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精神不是中国特有的，但是中国创造的，是我们在60年的风风雨雨中逐渐摸索并总结出来的。这个精神别的国家可以借鉴、可以学习。

　　从经济学的角度，我觉得有三点中国精神比较重要。一是强调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精神，这是贯穿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主线。关于平等精神前30年自不用说，后30年有一段时间忽略了，比如以前经常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我认为，平等的精神是我们后30年的经济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没有前30年打下的平等基础，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快的经济发展。现在，新一届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主张效率和平等的携手共进。未来，我们要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逐步走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社会。

　　第二个就是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头脑里没有一些条条框框束缚，这样就容易创新，并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做法。试想，如果我们有既有的条条框框，就会因为不符合标准理论的要求而原地踏步。

　　第三是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但并不是无所保留地参与，而是以自己独立的步伐参与。比如在汇率的问题上，在加入WTO的问题上，我们坚守了自己的立场，没有因为国外的形势转变而放弃自己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进，这也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想，只要坚持这三点精神，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问题。中国精神、“中国模式”可以用很多方法定义，如果只从特殊的、中国独有的方面进行总结没有多大的意义。中国精神是可以影响别的国家、对世界产生作用、别的国家可以学习的东西，它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方面。（本报记者 陈静/采访整理）

　　李林：未来中国更要追求“良法善治”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21世纪的国家精神是一个广义的解释，它包括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和不同主体的精神内涵。对待21世纪的中国精神，需要一种科学、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而不是以偏概全，简单地认为某个精神就一定代表了21世纪的国家精神，而且21世纪仍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谈到的各种精神也在不断发展。

　　孟德斯鸠有一本书叫《论法的精神》。法治精神是什么呢？它可以从多个层面来表达，我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国家的法治精神：一个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五大特征之一。21世纪中国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国家怎样更加强盛，民族怎样更为团结，这些都关乎法律，关乎公平正义。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矛盾、冲突、困难和问题，都与公平正义有关，例如住房问题、分配问题、医疗问题等。因此，公平正义需要作为我们国家的一种精神凸显出来。

　　另外一个是“良法善治”的精神。从法治的角度讲，要实现国家的各种发展目标，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法律。“良法”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国家问题。至于“善治”，也就是说，有了好的法律，还需要有效的实施。它既包括依法行政，也包括公正司法。这些都应该进入一个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精神理想之中。

　　道德伦理这种精神，也应该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的提倡。物质丰富之后，如果人们的道德水准出现下滑，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很可悲的。从这个角度讲，道德伦理的精神需要体现出来。在21世纪讲中国精神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文化的根丢掉而去追求所谓的创新和发展，而应在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立足于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统之上，推陈出新。而且，我们不仅要从传统文化中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同时还要借鉴西方文明精神，洋为中用。 （本报记者 王建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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