跻身学术研究行列的人，没有不希冀自己能做出第一流成果的。盘点几十年来的实际状况，人们大多却是遗憾远过于满意——缺少学术大师，缺少学术经典。最近谈得多的学术体制的弊端、客观环境的制约，确是重要原因，此外，学者们自身的心态和策略也值得检讨。比如，20世纪80年代前期，被称为20世纪新的思想解放时期，当时较少听到有人埋怨外在的禁锢和障碍，学者们创新欲望被激发起来，许多新见解、新观念被提出。那一段日子，虽也作出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经过时光的淘洗，今天回顾，还有多少第一流成果留存，依然充满活力，依然可以作为同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支柱，这可就难说了。造成这种情况，研究者自身是否也应该反省呢？

　　科学研究是一种生产性思维，与消费性思维、承袭性思维、借贷性思维、传输性思维相比较，它的生命是创新。没有创新的研究，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古言之，科学研究是立言、立说。苏轼称韩愈“一言而为天下法”，法是法式、规范。陈寅恪1934年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王国维那一批现代学术先行者，仰承乾嘉学术发展的脉络，汲取域外学术的精华，提出和参加到本时代重大问题的探讨、思考和解决的攻关之中，作出了许多一流的成果，给我们指出学术的轨则。至今，在人文学科并没有新的群体在整体上足以超越那一代学术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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