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高考，1977》里面有一个感人的镜头：知青们为了参加高考在雪地上追着车跑。实际上，有不少知青连这样的“追车机会”都没有，始终在农田里干活儿，不停地干，上大学成了他们无法实现的梦，我就是其中之一。命运决定了我要用一生追“车”，30岁学外语，40岁念大专，60岁续本科，学习是我的乐趣，我追的是无形的时代列车。

　　1967年，刚上初二的我毅然报名去了北大荒，一干就是十年。在多年务农中，看到由于种子差，有的小麦亩产只有80斤，连麦种都收不回来。辽阔的黑土地却如此广种薄收，心里真不是滋味。每年收割时节，使用的都是苏联淘汰的“康拜因”，下雨就“趴窝”，还要人工小镰刀上阵，那可是成千上万亩呀，劳动量太大了。再说，机械收割的大豆，低部位的豆荚（我们叫“马耳朵”）几乎全留在了地里，浪费很大。那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心里萌发了读书的迫切愿望——我要上农大。但当时的“左”倾思潮盛行，非“红五类”子女是轮不上当工农兵大学生的。

　　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短暂的待业期间，我跟着广播学英语，学到了中级班。分到街道工厂当机木工后，1979年春天赶上首届电大招生，我考上了半脱产的英语单科班，成了郑培蒂老师的一名“我能见她面，她不认识我”的学生。当时我心里十分不平静，三个学期，工厂每个学期要给我交500元学费，这可都是大家的血汗钱。要知道，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才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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