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甲子，苍黄一瞬间。新中国迎来了六十华诞。这期间，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可谓风雨坎坷；其成就的作家作品，可谓繁星满天。如果说，“现代文学”生长出了一棵大树，那么，“当代文学”则是一片森林。这片森林，如今已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民族内在精神力度和强度的缩影之一，更是一个国家文化品格和向上力的重要形态之一。

　　同20世纪上半叶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创作，其新颖之处在于以宣扬革命热情和生活理想为主旋律，英雄叙事相对较少。经历了从旧到新的历史沧桑，感慨咏叹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纵目于河山风景之兴替，努力以镗嗒之声与时代精神相共鸣，成为中国作家共同的使命与寻索。五六十年代是艺术相对单一的时期，但仍有一批特殊的文本和叙事，因其承担文学的使命而获得了历史合理性和艺术价值。它们最终成为新中国文学生活的一个刻度，一段文学成长过程中的生命档案。

　　可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有相当多的作家为指令或政令所限制，而未能进入充分的、审美的自由创作状态，也就难以自觉地解决好艺术创造问题。以《雷雨》、《日出》而闻名于中国文学界的曹禺，在回首往事时不无愧疚地说：“历次运动中我都没有独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尤其是‘文革’，它的极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脑子还在留存。有些是我意识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识不到的。但它却在起着可恶的作用，甚至阻碍我的创造。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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