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8日，王震飞抵乌鲁木齐。14日和16日，王震两次与来自阿克苏、库尔勒、石河子三个垦区的几十名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座谈。这些代表中，有团场和连队的干部，有全国三八红旗手，还有学校教员、机修工人等。

　　1963年至1966年，8万多名上海知青唱着“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的歌曲来到天山南山。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垦区发生了巨变：过去是荒无人烟，现在是绿洲、工厂、医院和学校成片；过去是靠人拉肩扛，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已达70%以上，职工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过去每人每月一斤细粮，现在大米白面的比例增加几十倍，肉类敞开供应，每人每年吃瓜果三四百斤，蔬菜更是便宜，白菜、西红柿两分钱一斤，每人每月仅需一元钱菜金。那么为什么过去生活苦甘愿在这里扎根奋斗，现在条件好了反而牢骚满腹？王震不时提出问题，与大家深入座谈。不少人谈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大环境造成的：雷锋精神不吃香了；南泥湾传统被说成了“老皇历”，没有人再提倡了；共产主义精神也不提了，甚至连爱国主义精神也被淡漠了；部分领导干部丢掉了艰苦奋斗的本色，把孩子调往内地或安排到非生产单位，搞不正之风，造成极坏影响。这样，部分青年放弃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便乘虚而入。

　　进一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王震既激动又深情地说：“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煤炭比山西还多，塔里木盆地是全国少有的富油富气的宝地，并且还有广大的土地资源……新疆面积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而人口现在也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多，从内地动员一部分青壮年和知识青年来开发新疆，是正确的，你们进行的事业是光荣的。我是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动员你们来的。有人说我是什么‘人贩子’、什么‘骗子’，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老兵！我这个老兵就是要带领革命青年走正道，让青年人把勤劳、聪明、智慧、才华用来开发建设祖国的边疆，用来建设幸福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有的上海青年说我不敢来这里，我的诺言是：退休也要来新疆！我是70多岁的人了，还得了病，中央的同志本不让我来，我是从北京‘开小差’到这儿来的，就是要见一见你们，不准那些人胡闹！我们革命了一辈子，这些青年人却在这里闹事，这多么令人痛心！不把这些人领上正道，我是死不瞑目呀！……上海青年到新疆已经十七八年了，你们和解放军、老垦荒队员一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过去的荒滩、沙漠、盐碱沼泽，建设成了美好的田园，你们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嘛！……你们都是30多岁的人了，都是有一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了，还想往自己父母的怀抱里跑，这种精神状态不行啊！你们问一问我们干革命的那时候，有谁想自己的父母、想回家的呀！我们脑袋里装着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你们不能只装着自己的父母，只装着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上海也在搞经济调整，还有很多待业人员要安排。你们这么多人回去，上海受得了吗？当然，国家也要关心你们的生活，关心你们的实际问题，该解决的、有可能解决的还是要解决。你们现在辛苦一些，是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过得好一些。”王震在最后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民族。过去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帝国主义，今天，我们同样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是老了，有生之年不多，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中华好儿女志在四方，你们要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祖国；要有雄心壮志，有远大抱负，建设好新疆，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总之，上海青年要为上海人、为中国人争气，你们要为上海支边青年留下一段光荣的历史！”王震感人肺腑的讲话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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