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公众支持生物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

　　□吕澜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5期

　　根据“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态度的研究”（2003—2007）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工业、医学等各领域的应用持乐观态度。尽管也感觉到应用的风险，但由于对应用效益的期待，并在道德上也能接受，因此，绝大多数公众鼓励和支持生物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但比较2003年和2006年，公众对卷入生物技术领域的组织和机构的信任在发生变化，对环境组织和消费者组织的信任在提高，尤其是农民的自主种植行为有了更多的肯定评价，而对国家政府机构尤其是国际组织的信任有所下降。关于基因信息，绝大多数人赞成以疾病治疗为目的的利用，而反对政府机构、尤其是私人公司以社会安全和商业保险为理由使用和获取个人基因信息。公众对生物技术态度的变化，说明了科学和社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这种关系，不仅要考虑社会体制和社会发展水平，还要考虑社会个体；不仅要分析特殊政策，还要把握政策总方向；不仅要关注特别新闻报道，还要了解媒体机制；不仅要分析个人观点，还要研究社会价值观。这些都决定了新技术的发展路径。

　　（韩慧英/摘）

　　给地球降温的疯狂点子

　　□王小龙 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9月8日

　　2009年9月1日，英国皇家学会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除非人类目前的减排努力获得成功，否则未来要对地球降温就只能采取地球工程学的方法。该报告认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有以下几种：一是碳捕获法，用碳捕获装置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注入地下或转化为石灰岩，但到目前为止，该技术未见有低成本实施的实例。二是强化风蚀法，让二氧化碳与岩石和矿物质自然发生反应。但该技术反应周期漫长，成本高昂。三是造林法，通过更大面积的种植树木以及减少砍伐，从而缓解全球变暖，但由于涉及土地使用权问题，该技术的应用范围可能受到影响。四是平流层喷雾法，使用火箭、飞机、大炮，甚至人造火山，将细小的二氧化硫颗粒释放到平流层中，减弱太阳辐射。这种技术虽然成本低、见效快，但消耗大量臭氧。五是空基反射法，在地球轨道上布置由众多镜子组成的太阳盾，抵御或减少太阳辐射，但整个系统过于复杂和昂贵，且不能直接减少二氧化碳。六是制云反射法，将海水转化为云层来反射太阳辐射。这种技术易受到洋流等因素的影响，可行性和有效性还不确定。在谈及上述技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时，英国皇家学会负责地球工程学研究的约翰·谢泼德教授称：“就目前来说，我们应该继续想方设法减少温室气体，而与此同时，该努力万一失败，我们也应有充分的准备。如果‘B计划’有成为我们未来选择的可能，其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目前就必须立即展开。如果无视该技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或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忽视存在的问题，地球工程技术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全球变暖本身并无多大区别。”

　　（刘鹏/摘）

　　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条主线”和“三大规律”

　　□杨晓 来源：《中国财经报》2009年9月22日

　　回顾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和改革的基本历程，可以梳理出“一条主线”，总结出“三大规律”。所谓“一条主线”，就是指社会保障制度自产生以来，其发展和演进基本上遵循着“救济主导型”——“救济+保险主导型”——“保险+福利主导型”乃至“福利主导型”这一脉络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保障形态日趋高级，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三大规律：一是协调发展规律。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决定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度、广度与推进速度，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特征相协调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最基本规律。二是刚性发展规律。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了很强的刚性，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容易而降低难。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家可以向公民提供越来越丰厚的福利包，但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和波动性，一旦经济陷入滞胀，由于福利开支难以消减，就会给财政乃至经济运转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三是多元发展规律。各国社会保障发展道路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高级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多线条和多样化。每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背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治国理念、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偶然性因素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脱离国家背景泛谈不同保障模式的优劣是没有实质意义的。（韩慧英/摘）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

　　□何文平 来源：《学术研究》 2009年9期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的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趋势为地方军事化中国家的影响力在逐步消减，社会势力进一步上升，国家抑制绅权的初衷未能实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僵化，传统的保甲制度不能有效消解地方军事化的冲击，反而被团练借壳立足。就广东的情况来看，保甲制度几乎被团练组织吞噬，加以改造取代，或许与关东士绅势力强大有关，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清末国家权威衰微的不可逆转性。在清末的一系列改革中，不少制度的设计也在寻求弥补之途径，如地方自治、军制改革、巡警制度的引进等，都力图将地方军事化归于行政可控的范围内。但低下的行政控制能力与疲态的行政运作机制，已无力应对普遍性的社会动乱，给地方军事化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舒建军 武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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