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对西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影响很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主要体现在两个时空维度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理性主义思潮；20世纪中期以来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前者体现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上，后者以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典型代表。自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以来，西方人都把“理性”视为对抗宗教迷信、弘扬人性与科学的思想武器。“理性”思潮占据人文思想主流，对人的解放和科学进步起了极大推动作用。没有“理性”就没有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不会有现代法制社会的建立。

　　但是西方人在这两个时空维度上曾对“理性”产生过怀疑，第一次是19世纪末在西欧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第二次是20世纪中期在欧美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两次非理性主义思潮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传统的反驳。第一次是在发现了人的“非理性”精神活动以后所产生的，即发现了“理性”的他者，如直觉、幻觉、潜意识、无意识等；第二次则是在质疑“理性”本身的真理性，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原则导致怀疑主义蔓延的非理性主义思潮。

　　在康德等人看来，“理性”是一种知性活动，是知识的体系化建构过程，因而这是人类心智成熟的一种标志。没有人类的理性活动，19世纪的科学技术大飞跃是不可想象的。然而，19世纪欧洲社会的动乱和20世纪西方经历的世界大战等也使西方人对理性本身的进步性产生了怀疑。叔本华主张的无意识、柏格森主张的直觉观念、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性意识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深层现象，但由此而来，非理性主义对于人的心智中那些无法用逻辑概念系统建构的精神活动更加重视，甚至走到排斥科学和理性的极端方面。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注重对人的各种非理性活动进行描写与再现，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艾略特的《荒原》等。这些作品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反思意识和艺术创新冲动，正如英国的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说的“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最本质的东西”。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加缪的《局外人》、戈尔丁的《蝇王》，甚至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也都表现了这种倾向。

　　存在主义曾经质疑人的存在合理性，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思想界开始质疑“理性”本身是否存在的问题。这就导致了第二次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蔓延。利奥塔的“后现代报告”直接把科学、理性与人类解放对立起来，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促进了人类的解放，反而导致了人类的退化，而电脑控制人脑的现象直接体现了启蒙思想的悖论：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物再次禁锢。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引起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蔓延，正如一位当代美国作家所言：“无论那是什么，我都反对”；另一方面，它也引起文学界对于传统艺术观念创作方法的突破与更新，例如后现代文学观念所主张的“拼贴”、“戏仿”、“碎片化”和“多种结尾”等表现手法的创新。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索莱尔的《公园》和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从思想观念的传承上看，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近年来西方学界也在重新评价“理性”的积极意义，重申启蒙运动和历史进步性，而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也在重建审美价值观念和社会批判功能。对于我国的文学创作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大都受到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出现相关的文学创作。但是，文学不是游戏，不是猎奇，更不是发泄私欲的场所。文学是民族文化建构的核心，是陶冶情操的园地，是社会批判的阵地。所以说，“非理性主义”可以是我们认识的对象，而不应该是“玩文学”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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