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理性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文艺学中的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文艺实践中具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指出，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过程。他说，“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理性认识的阶段则是“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那么，文学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否跟一般的认识过程一样，或是完全不同呢？是止于感性呢，还是也能上升到理性呢？

　　有种意见认为，艺术都是感性的，应该跟着感觉走，不能有理性参与，艺术创作中一旦加入理性，艺术就会失败。在近代西方学者中，尼采的反理性主义、柏格森和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白日做梦”说，都为文艺创作非理性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根据。尼采是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否定理性主义和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观。柏格森也把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联系在一起，强调理智的本质与生命相反。克罗齐的美学更发展了艺术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一书则以潜意识（即无意识）概念为基础，把文学艺术的创作看做是有如“白日梦”，而创作的动机则被归结为“性冲动”。

　　反理性主义的创作理论曾为现代主义的某些艺术家所遵循，如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等。超现实主义的鼓吹者布列东也断言创作是“纯粹的精神的无意识活动。人们凭借它，用口头、书面或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实过程。在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又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的成见时，思想的自由活动”。

　　主张艺术的非理性观点的人还曾引证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与理论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的论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这里马克思所指的“专有的方式”实际指的是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式。因为在同一篇文章中讲到人类思维的两种道路时，他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无异于指出人类有两种思维，即理论的抽象思维和艺术的形象思维。

　　在西方，最早提出“形象思维”说的是德国美学家鲍姆加敦。19世纪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也明确认为，艺术家是“用形象来思维”。而我国古代文论家陆机和刘勰则早就论述过文学创作的思维特点。

　　当代我国文艺理论界在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中，曾有人完全否定形象思维的存在，认为思维都是从感性上升为理性，科学研究是如此，艺术创作也如此。但毛泽东在与陈毅谈诗的信中明确地说过，“诗要用形象思维”。实际上，形象思维虽然离不开感性的形象，却不等于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而没有理性认识的参与。否定理论的抽象思维与艺术的形象思维的区别是不对的。但认为艺术的形象思维中应该排斥理性认识的参与，也不符合实际。艺术需要借助想象来加以形象化。因此艺术家不能没有对形象的感觉，不能没有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象世界的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致的观察力，也不能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幻想力。而艺术家的感觉又有别于一般人的感觉，艺术家需要的是艺术感觉，即审美的感觉。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在历史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自己的感觉，包括艺术的感觉、审美的感觉。脱离人类社会而生存下来的狼孩，只有动物的感觉，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感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社会理性。社会的人总拥有从一定社会历史积累的传统和思想资料中所接受、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而这些观念沉淀了一定社会的科学理性和人伦理性，并必然影响到每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艺术家的审美感觉更是如此。艺术家需要从审美的视角去感受生活、观察生活，并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幻想力去创造具有审美作用的艺术形象和意境。审美的视角是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艺术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它也离不开社会理性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的制约。

　　文学创作难以离开理性的参与，还在于它与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艺术不同。在表现自己的艺术意蕴时，音乐借助音响与旋律，绘画借助线条与色彩，舞蹈借助形体动作和节奏，雕塑借助实物材料的形态，而文学则借助语言，也即文学是一种依赖约定俗成的抽象的符号艺术。语言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在文学创作中，艺术思维的特点是，尽管也有理性认识的参与，但始终没有离开形象，如马克思所说，“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当然，在文学创作中，非理性的个别写瞬间感觉的作品，或写某种梦境的作品，确实是存在的。但这不能概括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不能概括作为文学发展两大潮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的规律。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论家认为现实世界只是一堆碎片，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本来就没有希望。他们主张凭感觉和本能的驱动，抓住眼前的现实享乐。对他们来说，文学创作是一种现实享乐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费性、享受性地“玩”文学。因此，要求艺术只写出感觉。这种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长的作家不是没有影响。如有人鼓吹要回到“前文化状态”，强调意义与价值解体，不仅要反传统，还要反语法。他们主张只停留在现象“平面”，所谓“要削平深度”；在艺术上注重生活流、印象流、感觉流的展示。他们甚至把人的感觉混同于人的欲望，把文学写作变成“欲望写作”。而他们最爱写的欲望，就是追求性与金钱的欲望。在这样的作品中，性行为的心理感觉或猎取金钱的快感被淋漓尽致地加以渲染。

　　对这样的一种理论及其影响，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批判地接受。这种完全反对理性认识参与的创作理论，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必然会产生误导的作用，是不利于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的。它必然会降低文学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魅力，消解文学的现实认识意义和惩恶劝善的思想教育意义，会使我们的文学创作丧失反映现实大千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曾将非理性主义推向极端的超现实主义者布列东，后来经过反思，终于承认了自己理论的偏颇。他说：“我在那时欺骗了我自己，因为我提倡运用自动的思想，不仅避开了理性所行使的一切控制，而且也摆脱了‘一切美学或道德的成见’。”应该说他的反思是富于启示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