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洋务运动的科技救国和戊戌变法的政治救国失败以后，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西洋文化思想为镜寻求文化反思和价值重建的救国之路，而西方新近发生的以反叛传统为己任的非理性主义，恰好为他们批判旧传统改造国民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

　　非理性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西方的哲学思潮，主要代表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在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动荡时代，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在极大地提升了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给西方人的精神信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社会深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异化的精神困境无力自拔，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应运而生。

　　从哲学上讲，非理性主义终结了传统理性哲学独尊统治地位，开启了西方现代哲学的新纪元；从文学上讲，非理性主义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现状的反思和重塑，特别是其对现代人个体命运的本位意识和重心倾斜，使之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基础，无论是象征主义诗歌的神秘“感应”和表现主义戏剧的“异化”主题，还是意识流小说的“意识流动”、“心理时间”和精神分析小说的“潜意识”、“性本能”，无不深刻地带有非理性主义哲学清晰而持久的印记。不仅如此，某些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其本身就直接对应了一个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主义文学流派。二战以后，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非理性主义循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线索，继续在西方当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以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新小说”和元小说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也一如既往地从非理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寻求理论依据和创作动力。

　　非理性主义的中国译介及其影响

　　1902 年梁启超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尼至埃”（即尼采）。1904年王国维发表《释理》一文，从语源入手，详考了“理性”一词在西洋各国语种的本义及流变，并把“理性”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作三阶段的划分。1905年以后，王国维先后发表《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和《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等文章，细致地介绍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主张，并肯定了他们在变革西方传统哲学、开启现代哲学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稍后，鲁迅、陈独秀、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进一步从文学层面关注非理性主义哲学及其伴生的现代主义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借鉴意义。这样，浸染非理性主义的西方现代文学与植根理性传统之上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一道，从一开始就成为培育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源头活水。

　　非理性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沉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方现当代思潮的引入，西方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再度成为中国译介的热点，成为催生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外在助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新生代作家掀起的一股先锋文学和实验文学的热潮中，形形色色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大张其道。在新潮作家不断标榜“发现自我”、“追求自我”、“回归自我”、“表现自我”之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已经引起创作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理性/非理性之间的大辩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走红，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论争，再次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界引人注目的焦点话题。理性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应理性审视非理性主义倾向

　　非理性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可谓头绪纷繁，剪不断，理还乱。从积极的方面上讲，非理性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创生起到过正面的推动作用。比如，非理性主义除旧立新的反叛性质，曾经受到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们的热情推崇。自19世纪中叶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来，救亡图存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向先进的西方寻求真理成为时代的共识。在历经洋务运动的科技救国和戊戌变法的政治救国失败以后，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西洋文化思想为镜寻求文化反思和价值重建的救国之路，而西方新近发生的以反叛传统为己任的非理性主义，恰好为他们批判旧传统改造国民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非理性主义对于“自我”的强烈关注，对于个体精神能动作用的积极肯定，尽管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毕竟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人学”转向，而在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初期，同样强调人的解放和个体本位意识，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新文学与西方非理性主义在对“文学是人学”的认知及探索上形成了几无痕迹的精神契合。

　　从消极的方面上讲，非理性主义也给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党圣元、朱首献在文中所归列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种种“非理性主义怪象”：热衷于本能主义癫狂，沉溺在下半身狂欢，迷恋上丛林法则；叙事空转、语言粗鄙、逻辑混乱、意义悬空、叙述失禁；肆意篡改历史与亵渎崇高等等，也着实让人触目惊心甚至出离愤怒。显然，对于非理性主义这样一个相伴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百年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正反两方面影响的文艺思潮，单纯的肯定或否定都非问题的解决之道，必须予以冷静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然而，当我们冷静地审视当代中国在非理性、理性上的论争时，不难发现，我们的论争一直执于“理性”和“非理性”的两端。“非理性”论者片面夸大非理性主义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把非理性主义简单地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画等号，罔顾非理性主义之于中国的异质性质以及中国独特历史文化语境下对于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文艺思潮进行选择性吸收的事实，盲目地成为西方现代论的附庸。“理性”论者则片面强调非理性主义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消极影响和恶劣后果，不愿正视或承认非理性主义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的正面影响，这同样无助于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客观认识和公正评价。

　　在谈及当代中国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时，不能不说到我们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界定和理解。诚如王国维在《释理》中已经指出的，“理性”一语，本身所指涉的义项就很庞杂，加之中西方对“理”的释义既有相近之处也有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在使用“理性”和“非理性”的语词时就应特别的小心。比如，我们是在何种文化语境下来使用“理性”和“非理性”？在同一文化语境下我们又是使用的哪一种或某个人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解释？我们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解释和使用是否真的那么恰如其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准确地厘清“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概念界定，冷静地梳理非理性主义在西方的发生发展及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复杂影响，对于我们理性地审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