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报在这个时候对“文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问题进行研讨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文学是创作之母，撇开表演不说，文学还包括戏剧和影视在内，都到了需要引导、需要理清思路的时候。第二，这种引导、理清思路不应该用纯行政的视角和思路，而必须从理论的层面进行思考和清理。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部门并没有很好地把这个事情做好。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几年中，我认为非理性主义还是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的，那时的非理性主义创作基本上是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从哲学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来理解，我赞同非理性主义逻辑的调整。因为相当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把理性创作引导到了一个非常狭隘的轨道上，乃至成为了一种僵化，用别的方法进行纠偏或者拓展，可能效果不会太好。所以，能够从哲学层面进行非理性创作，哪怕开始是粗糙的，甚至是杂乱的，都对过去存在的狭隘僵化起到有益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理性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期，各种西方思潮非常迅猛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创作。当时的文学创作流派、写作方法很多，很多文学创作甚至把哲学的、宗教的观点直接引进来，不转化地使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非理性主义由此逐渐走向了极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明白文学创作的风景应该在过程中间，是渐进的，这样风景才更精彩。如果走得太快，像“大跃进”一样，恨不得一步将别人80年、100年的历史都走完，沿途的过程省略就容易导致极端，而任何东西走向极端就离破灭不远。

　　实际上，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当非理性成了为非理性而非理性，这就很要命！不是为了解决创作中文学没法解决的问题，所以需要在文化层面、哲学层面寻找非理性主义，动因变成为了彰显非理性而非理性。当把手段变成目的，就会不择手段，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但那还仅仅是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文学抛弃了读者，远离了社会，扭曲了自己。

　　非理性主义首先导致文学抛弃了读者，当你抛弃读者时，读者也抛弃了你。其次是远离了社会。社会是一个洪流，不能远离。历代的文学作品，哪怕是非常纯粹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在很深层的地方关注着所处社会。完全不关注社会的作品，不可能称为传世之作、时代的代表作，也不可能成为经典。最后扭曲了自己。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我认为在思维上、精神情感上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他们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非理性化世界中，思维和眼光都出了问题。

　　非理性主义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文艺领域的影响很大。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作家“不值钱”、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大，是时代造成的，因此必须用非理性创作去改变现状。但我不持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作家对社会、对人民的影响依然比较大。一些纯文学的创作，不是从非理性的角度进行的，但依然有比较大的、稳定的读者市场。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作家的地位和价值，不完全受时代变化因素的影响。

　　关于如何对待非理性主义，在我个人的创作中，包括现在所从事的行政工作，还有办亚运会的过程中，我对自己的把握都是创新不守旧。创新非常重要，但是这种创新本身不是目的，不能一刀割断与历史的联系，与传统的联系，与客观存在的联系，与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而是要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我始终不赞成极端，尤其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更不赞同极端的心灵主义。创作过程中要拓展视野，把更多、更新的东西放进去，而不是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把心变得越来越小。

　　当然，不仅我自己这样，我还要求我们单位的编辑们、导演们一定不要抛弃读者、抛弃观众，要在理性和非理性中寻找一个折中点。可能我是一个折中主义者，我要寻找一条既能表达个人的某些独特的想法，但同时至少让一部分人愉快地接受。不能让别人像吃药一样，很受罪地接受。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贴近读者，不离开时代，但又不被读者和时代完全吞没。

　　至于国家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应该如何对待文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我认为，除了需要从理论层面引导文学创作和文艺创新的潮流外，还要站在平等的、对话的立场上来交流和引导，而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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