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在21世纪初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对多边组织和多边机制态度的转变——由谨慎观望、有限参与到主动参与和积极筹建；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外交的力度空前加大，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性安排获得更广泛和稳定的国际市场空间；提出和倡导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地区与全球层面安全与合作问题的新的合作模式、理论主张和政策原则。

　　21世纪之初的中国外交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于改革开放总路线的外交构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两极格局解体和世纪之交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家新的发展战略对外交运筹提出的新任务，都要求中国外交寻求新的政策突破。

　　中国外交形势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

　　90年代初，苏联与东欧发生的剧变使两极格局彻底解体，两大社会体系间的全球性竞争消失，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体制性矛盾凸现，中国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关系问题也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关于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是否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者和挑战者的疑虑，成为比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的偶发事件更能影响西方对华政策制定的恒常因素。

　　在单极结构下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倾向的日益发展，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外部威胁。如果说在冷战年代的后期，中国外交凭借大三角关系的运筹来化解与主要大国间关系的对抗性质，以谋求自身的安全与发展，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能够对单极世界的一国霸权形成有效的牵制和约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未能有效制约唯一超级大国霸权倾向的发展。中国必须考虑怎样的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机制更能够维护中国的权益和世界的稳定，以及如何为建立这样的全球和地区机制而展开外交。

　　由于两极世界的解体，束缚世界经济发展的冷战年代的阻碍机制也随之消失，经济的全球化通过国际投资加速扩张，国际贸易正以超越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生产过程的全球配置更加普遍，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流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这在客观上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更深刻地参与世界发展进程的任务。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额迅速扩大，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也在迅速加大。1998年的进出口总额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6.5倍。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1999年的第9位。1980年，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80个左右，到1999年已达228个。2000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约为44％（4743亿/10733亿美元），到2003年则迅速增加到约60％（8300亿/14000亿美元）。如何为中国经济必须“走出去”的客观现实服务，是中国外交不能回避的问题。

　　谋求和平发展与建立“和谐世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领导人为应对国内外的新形势而在外交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探索与准备，逐步形成了中国外交在若干重要领域的政策调整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外交在21世纪初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首先，对多边组织和多边机制态度的转变：由谨慎观望、有限参与到主动参与和积极筹建。对外开放初期，我国更愿意加入的是多边经济组织和机制，以便为本国的经济建设服务，而对各种多边安全组织和机制则采取谨慎观望或有限参与的政策。实施开放政策的最初20年内，除了缺乏制度性规定的较为松散的论坛外，中国从来没有作为主要发起国，积极促进和推动某个多边组织或机制的建立。

　　2001年6月15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动倡导创建的多边国家间组织，是21世纪中国外交的里程碑。它不仅表明中国外交在营造本国安全环境方面开始了创造新机制的新阶段，也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新阶段。在此之后，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多边外交行动：例如2001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年底中国第一次与北约进行了接触；2003年10月，在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东盟与中国“１０＋１”领导人会议、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及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8月和2004年2月，中国政府积极促进和组织了旨在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两轮六方会谈，使世人似乎看到了未来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雏形。富有成果、建设性与自信的多边外交构成了21世纪之初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其次，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外交的力度空前加大，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性安排获得更广泛和稳定的国际市场空间。其政策准备是2000年成熟的“走出去”的对外经济战略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的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

　　在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特别强调地区安全与多边经贸合作是该组织的两大支柱与核心任务。同年9月在各成员国签署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与方向的备忘录时，中国方面明确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而2003年9月各成员国总理签署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步骤；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就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200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国提出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建议，三国还一致决定为适时建立未来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成立三方委员会；2003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对双方的经济合作进行了全面规划；2004年6月中旬，胡锦涛主席对欧亚四国访问的核心内容是大力推进与四国的经济合作。中国在地区和双边层面开拓性的经济外交，深化与扩展了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WTO之后同相关国家与地区的经贸合作，开辟了我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合作关系的新阶段，构成了21世纪之初中国外交的核心内容。

　　再次，提出和倡导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地区与全球层面安全与合作问题的新的合作模式、理论主张和政策原则。在与邻国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及“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在地区安全与合作方面，倡导平等协商、互相包容，协作渐进的行为模式，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全球问题层面，胡锦涛总书记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所作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原则框架：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不强加于人；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不排斥他种文明；安全上通过建立信任、对话与协作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上述理论主张和政策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承和拓展了党的十二大关于中国外交的理论和政策，是21世纪之初中国外交理论的系统集成和当前中国外交的指南。

　　在上述理论原则和政策方针指导下，中国进一步扩展了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八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扩大了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促进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使主要作为安全博弈手段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成为致力于两国共同发展的机制。2009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新质量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反危机合作和对有关国家提供的贷款援助都在客观上表明，中国已经超越了地区大国层次而开始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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