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管齐下建设强所

　　记者：近代史研究所是自1950年就建立的老研究所，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和丰富的治学经验，回顾半个多世纪走过的历程，请您谈一下近代史所的发展经验。

　　步平：明年是近代史所建所60周年，总结60年来的办所经验，对于近代史所来说也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情。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被提出来，是由于时代的特殊需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光辉灿烂文明与文化的国家，而且有世代传承的治史传统。但是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发展遭受重创。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中国历史最需要回答的是：中国将向何处去，复兴中国的道路究竟应当怎么走，这是近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原因。近代史所第一任所长范文澜等老一辈学者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理论研究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范老及一批前辈学者在全国解放初期到了北京，建立了现在的近代史所。虽然过去许多年，近代史所许多优良传统还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坚持“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两冷精神”，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做学问。现在这两点仍然是近代史所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

　　记者：作为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强所，近代史所一直坚持建设国内前列、国际知名的研究所，请问为实现这一目标，近代史所分别在哪些方面采取了措施？

　　步平：我认为应将“国内前列、国际知名”的目标落实到研究队伍的构成、研究成果的水平、重要资料的保存与开发利用、刊物在国内外的影响等诸方面。目前，近代史所各个研究室在相应的学术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仍有更高的目标需要努力实现。关于重点学科建设，我们的思路是：不但要建设好列入院提供经费资助的4个重点学科，使之变得更强。而其他的学科，也会得到研究所的经费支持，这样使各个学科都得到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条件，最终促进研究所整体发展。实施重点学科建设前一个5年，4个重点学科建设明显取得了成效，每年都有系列成果出版，通过召开学术会议提高研究水平，扩大了学术影响，同时非重点的学科也按照计划有所进展。今年，近代史所实行新一轮的学科建设计划，前3年，我们给所有学科一样起步的机会，3年后会从中选出发展更好的，给予重点扶持，从而推动整体建设。

　　另外，建设强所人才是关键，近代史所历届领导班子都对人才，特别是对青年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由于梯队建设比较理想，我们这些年研究队伍没有“青黄不接”。近10年来，我们所每年举办一次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从论文提交、现场讨论到最后论文的选拔出版，完全按照正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模式来举办，特别强调开展学术讨论和批评。这样的活动对青年人的提高很大，每年出版的论文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影响。针对过去青年人员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两层皮”的现象，近代史所努力探索将两项学习结合起来的途径，如请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前来做讲座，在扩展视野的同时，提高青年人的思想认识。在院里为青年人提供的青年启动基金的基础上，近代史所另外增加一部分配套资助，可以使青年人较早推出成果，尽快融入近代史所新的工作中来。

　　加快资料建设步伐实现数字化目标

　　记者：历史研究离不开丰富的史料，近代史的研究也是同样，请问近代史所在资料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步平：历史研究中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近代史所本身拥有很好的资料基础，图书馆藏档案资料在国内来说是一流的，有很多罕见的资料，比如保存的1967—1977年间的小报等资料堪称全世界最多，保存了3500多册的满铁调查部累积进行了数十年的剪报，清末很多名人的手札、函件等在近代史所也有大量保存。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此，我们要把目光瞄准国际上保存档案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胡佛研究所。近代史所一方面不断扩大新的档案资料的收藏，与国际上重要的中国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收藏部门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化手段将目前保管的档案资料数字化。数字化后的档案资料不仅使用方便，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还可以与其他机构馆藏的档案进行交换，充分发挥资料的价值。近代史所现在还帮助海外有关机构实现馆藏档案资料的数字化，通过合作，充实馆藏。资料建设对近代史所走向世界特别重要。不久前，近代史所图书馆建设恒温恒湿档案库，目的在于吸收与收藏流失在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历史资料，使之不再流落到国外其他地方。

　　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争取学术话语权

　　记者：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是促进近代史所发展的重要方面，请问近代史所在对外交流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步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和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密切，中国及其近代历史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与研究的对象。一些外国学者针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变化，提出了许多诸如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中国经济模式”、传统朝贡体系与近代条约外交体系相矛盾的“亚洲冲击论”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而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也更加自觉地关注世界及全球结构中的中国。在使用历史资料或文献方面，其实本土出身的中国学者比外国学者更加得心应手，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进行观察与分析，中国学者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不应屈从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主张。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大量介绍、引进和学习的过程后，特别是在接受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的教训后，中国学术界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本土化。近代史研究所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重要动向，意识到现在正是通过对外学术交流争取中国学者话语权的重要时机。因此近年来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大题目下，与外国学者就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开展了频繁对话。近年来，近代史所主办或参与了许多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国外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机制，通过这些对话的方式“争取制高点，争取话语权”。

　　近年来，近代史研究所每年都举办或多次组团参加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这些学术研讨会有的以中国近代历史某一阶段为主题，如晚清时期、20世纪前半期、抗战时期等；有的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主题，如孙中山、林则徐、黄遵宪及民国政治家；有的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主题。这些主题都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题目，因此有相当多的机会与国外学者交流和共同讨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对话能力和水平都得到明显提高。

　　近代史所这些年来还摸索与国外学术界开展共同研究的方式，努力创建新形式的国际学术对话机制，使对外学术交流的渠道更加通畅，给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深入交流的机会。从2002年起，近代史所与日本、韩国学者建立了“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共同研究机制，每年轮流在三国举办论坛，组织学者在论坛上发表观点，开展讨论，至今已举办了８届，其中在中国举办３届。这一共同研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德国、法国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这一模式在东亚的展开，或者被认为是东亚地区跨国境共同研究的体现。近代史所还承担组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任务。根据中日两国首脑的协议和两国外长签署的“实施框架”，2006年起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牵头组织“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中方委员会工作。该项共同研究工作始终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定，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与国外学术界开展共同研究与以往学术交流最大不同在于，它已经远远超越改革开放初期追随外来学术理论的“知识移植”，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象，而是新的一轮中外历史学者间的对话。在这些共同研究中，我们的学者在保持自身“知识系统”正当性的前提下，与外国学者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中外学者都在共同思考中超越本国的历史视角，建立面向未来和更宽视界的历史认识。我们的研究人员在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过程中，始终在思考保持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观点作出积极学术回应，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

　　开创对台学术交流新思路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较早开展与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的单位，与台湾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近年来，近代史所在不断扩大对台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哪些实践经验？

　　步平：近年来，我所建立了与台湾学术机构之间的人员互访机制，相继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签订了研究人员学术交流协议。这些学术交流协议已经分别实施1—3年，近代史所有一定学术影响的学者基本能够得到这样的学术交流机会，都感到受益颇多，而台湾学者及研究机构对我所的安排也普遍欢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台北大学在得知这一交流模式后，也希望与近代史所建立同样的交流机制。在台湾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因此打开这一交流渠道，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近代史所建立了与台湾主要研究机构之间的资料互换机制。台湾学术机构收藏有大量近代中国珍稀档案文献，以往，双方研究机构都考虑过对史料进行商业开发的方法，但均未成功。近年来，我们开始探索与台湾研究机构通过资料交换的方式扩充资料保存的规模，提升质量，获得初步成功。

　　胡锦涛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新时期对台工作的新思路，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作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以上两点正是指导我们今后对台学术交流工作的核心原则。我们一定要紧紧围绕这两点，结合“走出去”战略，逐步扩大对台学术交流话语权，努力开创对台学术交流新思路，为两岸统一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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