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道、中国模式与中国话语

　　《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刊载了一组名为“中国治道、中国模式与中国话语”的专题讨论。在《全球比较视野下中国模式之反思》一文中，作者漆思精练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经验中蕴涵的中国治道，即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之道、市场经济的协调治理之道、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之道、中国模式的和谐治理之道。作者呼吁中国学界发出中国思想文化应有的声音，努力建构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通过当代中国思想的创造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推进中国和谐发展模式的创建，并以中国经验探索人类未来的和谐发展道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治道之反思》一文中，作者曹胜高在审视古代中国的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立国之道在于重本轻末，旨在减缓商品过度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破坏；安邦之道在于富民富国，旨在警惕国进民退成为盛衰的拐点；理民之道在于均富济贫，旨在避免贫富差距太大导致社会动乱；为政之道在于执两用中，旨在兼顾治理的公平和效率。古代中国的治道经验对于反思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去全球化浪潮下自由主义之再省思》一文中，作者何志鹏和王倩指出，金融危机引发的去全球化浪潮使得自由主义陷入困境，但是作者认为在当前经济困境中，对于自由主义，既不能盲从，也不能一味拒斥，正确的态度是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在跨文化交流和创新的基础上，探索世界和谐发展的新范式。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刊载了一组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专题讨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一文中，作者王南湜指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双重意义，即“历史”兼有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的双重含义。两种含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对象的社会存在不是直观地摆放在那里，而是只有在这一理论方法的视野中才呈现出来。在《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文中，作者何萍认为，就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学术发展的路向而言，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方向是：变革已有的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而要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哲学必须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来改造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在《恩格斯对“唯物—唯心”之争的态度》一文中，作者何中华认为，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唯物论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未追问历史动力的动力和辩证法的阙如。这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式旧唯物论的缺陷归结为拘泥于感性直观大异其趣。与马克思试图从逻辑和历史双重意义上超越“唯物—唯心”之争不同，恩格斯致力于强化这种对峙。在《唯物史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中，作者陈新夏认为，对可持续发展历史观意义的解读，将以新的视角重新阐释人类社会生活和实践，拓展和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可持续发展，将在历史观的层面深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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