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公共产品”

　　□李玲 来源：《公益时报》2009年8月11日

　　每一次危机，总伴着对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思考，从而成为思想理论和发展模式创新的契机。本次金融危机直接冲击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重新梳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核心角度在于明确什么是“公共产品”？经济学对于“公共产品”的分析，本身仅仅是在“商品价值”和“交易”的范畴下所提出的。从庇古、萨缪尔森到科斯，经济学家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和分析，从没跳出单纯关注市场交易的商品世界。但马克思在更早时睿智地提醒:可以用于“交易”的“商品”属性，仅仅是人类生存中所珍视的物品的一种属性而已。企图用经济学基于“商品”意义的标准“公共产品”理论，来套用于世界上的一切现实社会问题，就如同把所有的人类价值通通用金钱交易一样，显得偏执而狭隘。当我们跳出“商品”世界的小框架之后便会发现，除了我们在日常意义上所认可的传统的公共“商品”如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国防之外，我们其实更生活在一整套无处不在的、非商品的“公共物品”包围中:立法和司法制度、财政和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的基本能力的健康和教育等。

　　（许建康 孙三百/摘）

　　中国的侠客非西方的侦探

　　□叶斌 来源：《博览群书》2009年9期

　　论证西方侦探小说起源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中国的侠客诞生于春秋时期，并随时随地被政治影响着，也被诸子思想影响着；西方的侦探则诞生于资本主义制度蒸蒸日上的时期，侦探不带有任何报恩心理，他们只将自己“出卖”给“真理”。侦探的思想单纯而统一，为了追寻“真理”不惜一切代价，这相比侠客的思想意识简直显得有些“白痴”。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白痴”的思想意识，使侦探比之侠客更加纯粹。侦探的工具不外乎两者——科学与逻辑，因为侦探存在的基础和原则问题已经不存在任何疑问，他们只需要考虑方法的问题。我们很少看到侦探会有什么大彻大悟，侠客则完全不同，侠客会对自己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而且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他们没有科学和逻辑，只能靠“悟”。侠客比较信奉“十年苦读不如一朝得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的一种逃避。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侦探小说可以风行全世界，而中国的武侠小说却难有突破。（舒建军 武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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