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陈寅恪和傅斯年会被称为“中国的兰克”，我们注意到很有趣的是，实际上他们二者的历史研究采用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哲学和方法。

　　作为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傅斯年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证主义科学取向。他认为历史是由地理—气候这样的事实所决定，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类似。他并用此观点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时，傅斯年认为历史是人类朝着理性、科学思想的普遍进步过程。他称经验主义的训诂和考证为科学与理性思想的先驱，由此摆脱了西方色彩而提升到了普遍地位。而兰克及其考证方法强烈反对对历史的任何阐释，他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对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让包含在史料里的事实本身说话。因而，兰克也反对运用任何历史理论和观点，并激烈谴责史家涉足政治。

　　以上简短的概述表明，在傅斯年那里，使中国的历史服从普遍规律的做法使其淡化了独特性。他试图通过将中国纳入具有普遍特征而事实上来自西方的世界历史之中来建立中国认同。当他力图在中国历史中寻求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先例时，他便放弃了寻求什么是中国特有这一问题答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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