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莲（Sharon Crain）女士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现任美国威灵顿基金会主席和陕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1977年以来，她几乎每年都来华访问，足迹遍布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一直致力于推进中美友好交流，为增进两国友谊作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陕西省省长向雪莲女士颁发了“三秦友谊”奖，它是陕西省政府为表彰在陕西省经济社会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

　　触摸历史

　　记者：在20世纪30年代，海伦·斯诺和埃加德·斯诺曾旅居中国，其主要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和《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记录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作为海伦·斯诺夫人的助理和挚友，您能谈谈海伦·斯诺夫人对您走进中国和此后一直投身于推动中美两国友谊事业的影响吗？

　　雪莲：海伦·斯诺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当时正值中美两国在经历了30年的误解和相互封闭后，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时刻。她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把我的视野引向中国，并成为我探索中国历史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帮助我更客观、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现状。

　　海伦非常熟悉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具体情况。当时她和她丈夫旅居中国，深入中国腹地，接触到了长征中幸存的年轻英雄，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国革命领导人，并积极投身到中国的革命事业：他们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帮助创建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Gung Ho-ICCIC），向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提供帮助。海伦撰写了大量的书和文章，包括《续西行漫记》，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个更真实客观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海伦毕生都一直致力于搭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发展友谊的桥梁。她也一直鼓励我要更积极地投身于搭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桥梁的事业。

　　在与她近20年的交往中，我们成为了挚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无数快乐时光，一起讨论各种想法、一起工作，将她的书和手稿在中国或美国出版。海伦把我重新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甚至是近代中国开始的时刻。她成为我学习中国的无价的“私人资料”：1937年她在延安采访毛泽东谈中国革命的目标；邓颖超的热情与个人魅力；那些离乡背井追随毛泽东的小红军们；住在窑洞里的老者以及整天在田间劳作为共产党军队提供食物的人……

　　海伦把她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识的、深刻影响了中国发展的老朋友们介绍给我，其中包括中国驻联合国前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还有陆璀、宋庆龄、安危等。他们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人民的尊敬与热爱。

　　当年黄华是埃德加·斯诺的燕京大学班上的一名年轻学生，他们经常去斯诺在北京的居所，商量进行学生运动的事宜（即1935年反对日本侵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黄华担任了埃德加·斯诺1936年冒险之旅的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华先后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副总理及驻联合国大使。他是尼克松—毛泽东1972年会晤的关键谈判者和重要联系人，并在最终促成中美1979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伦还向我讲述了一位名叫陆璀的年轻姑娘的故事。当年是她溜进了北京城门里，打开了城门，把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学生们迎进了城。陆璀后来成为海伦和埃德加一生的挚友，她对新中国的贡献也很大。作为海伦的老朋友，她也成了我的新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我感觉自己正在触摸历史。

　　与宋庆龄女士相识使我倍感荣幸，海伦和埃德加在北京期间结交了他们敬仰的宋庆龄女士。宋庆龄是近代中国最受尊敬的女士之一，当时很多国外政要来访时会先去拜访宋庆龄，然后再与政府高层会晤。然而，我们间的关系更多是“母亲与母亲”间的友谊。海伦把我介绍给宋庆龄后，我们俩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讨论她两个养女和我几个对中国感兴趣的孩子们。她的小女儿隋永洁当时正在美国学习，她经常拜访海伦，也常常来我们家。

　　我最小的儿子柯雷恩（Eric Crain）受海伦的影响也很深，经常听她讲述个人经历和她在中国期间与很多人之间的友谊故事。后来柯雷恩在西安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如今在丹东一家中国企业任职，往来于中美之间。我的大儿子巍斯（Wes Crain）受海伦的影响也很大，曾于1989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海伦对我家的影响延伸到了第二代。

　　海伦和埃德加夫妇在武装革命期间去延安的冒险旅途中，受到过西安人民的帮助，因此他们对西安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激之情。安危是海伦的挚友，翻译了她的很多著作。海伦把我介绍给安危，他是帮我与西安建立起联系的人。1982年，在安危的帮助下，我第一次来到陕西师范大学教书。30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回师大，讲授中美关系以及我个人的心得体会。从海伦·斯诺播下的种子到现在我有了“第二故乡”——西安，我与中国的关系在不断密切。

　　因认识海伦而与很多中国领导人、作家、英雄人物，以及很多平凡的人结识，是我的幸运。这些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变化与发展作贡献。很多人也成为了我的挚友，影响着我对中国的理解。这些年来，海伦以及后来这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岗位工作的人，织起了一张友谊网，帮助我对自己正经历着的中国之旅有更深的理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像海伦一样，通过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通过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教我中国文化、历史、现在与未来。从1977年我第一次到中国至今，我所学到的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通过一个个人和他们经历的生动的故事，这些人和故事在年复一年的生活中，随着中国的变化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海伦经常谈到她强调的“中美特殊关系”。她在《续西行漫记》中谈了自己1937年在延安的感想：她在中国革命和日本侵华这一特殊时期采访毛泽东时，曾得到一位少年的帮助，使她顺利跨过交战区。当她与那位少年分手时，他哭了。海伦说：“中国和世界之间在很长时间内隔着长城。然而，这种草根层的中美友谊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在现在这个世界，无情的剑经常斩断国家间的相互理解，这一根根特殊的友谊线太脆弱了。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做任何可能伤害到这种特殊友谊的事。”她这一番话语也一直影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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