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徐亦让先生在贵报2009年9月10日发表的《科研与伦理》一文，很受启发。因为他能对主张科学研究“必须在伦理原则指导下进行”，也就是说“要在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引领下前进”的观点提出怀疑，引起大家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是有利于弄清相关是非的。但我对他的某些观点，又不敢苟同。因此，现在也想谈点自己的看法，与徐先生商榷。

　　首先，徐先生认为“伦理原则”只适用于人类社会，而不能用于“无伦理的自然界”，因此“不能用伦理原则指导科研。”我认为，这个结论不免有点武断。且不说科研也包括社会科学，就是对纯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个伦理问题。比如，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某项研究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这些问题，都与伦理道德有关。我认为只要有人类参与的科学研究活动，都离不开伦理原则的指导。离开了人类的研究活动，就无所谓“自然科学”，有的只是自然界的自我运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运动，那当然用不着什么“伦理原则”的指导。1999年版《辞海》“科技伦理学”条目中说，科技伦理学是“研究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当代新科技革命中提出的诸如试管婴儿、器官移植、遗传工程、环境保护中的伦理问题；科技道德的本质、特点和功能；科技工作者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等”。如果照徐先生说的“自然界不能用伦理原则指导科研”，那科技界又何必多此一举，开设“科技伦理学”这门学科呢？

　　其次，徐先生在文中只谈了科学研究“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伦理原则）”，但却没有说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其实，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伦理原则”，对科学研究，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有反作用的。它既能促进科研人员去从事对人类有利的科学研究，又能阻止某些反人类的“科学狂人”所进行的有害研究。忘记或否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否认了唯物辩证法。

　　再次，因为徐先生是研究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问题的专家，所以他在该文中重点谈了克隆人对“人类自身生产”的优越性问题。在他看来，通过家庭的生产已是过时了的方式，因为“优选，使克隆人在体力和智力上都能超过现在的人。优育，使克隆人的思想摆脱家庭伦理道德的束缚，将全力推动社会化生产大发展。克隆人可免去妇女生育的痛苦和危险，极大地促进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这真是个极其乐观的超前设想。对于克隆技术，我是个外行。新近就此专门请教了一位学生物学的科技哲学家，他说：“克隆生物远不如自然生育的好，如克隆羊‘多利’就多病早衰，寿命很短。直到现在，克隆动物也只是用体细胞代替生殖细胞，仍在母体的子宫里培育。人们现在还无法制造出模拟子宫。”既然克隆生物和克隆人并不能像徐先生想象的那么优越，那么他的想象恐怕就只能是个空想，顶多是个幻想。

　　徐先生所以对克隆人情有独钟，主要是他认为克隆人可以用“社会化生产”来取代“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这样就可以按照社会的需要，生产出大量的“在体力和智力上都能超过现在的人”。果真如此，那时的人也就不是社会的人，而成为纯“自然”的人了。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亲情和友情，也无需家庭伦理道德的约束。这就等于失去了社会存在的细胞。这样的社会，还能成其为人类社会吗？

　　众所周知，克隆是一种无性生殖形式，而无性生殖仅是低等生物的繁殖方式。生物从无性生殖到有性生殖，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发展到今天的人类，若再采用无性的克隆技术来繁殖，其后果会是什么样？我想恐怕不会比“多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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