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我国的国学可以说是天地广阔，大有作为，它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作为灵魂，进行补充、丰富、发展、创新。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生命和活力。这里，我们试图从我国古代的“恩怨报答观”，尤其是孔子的“恩怨观”这个“一斑”中，看一下“全豹”。

　　恩怨报答历来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上的网结，那么也可以说，恩怨报答是我们人类现实关系网中的一个个网结。人和人之间正是通过这些网结，彼此联系起来，构成庞大而复杂的关系之网。正是凭着这些恩恩怨怨的逐步延续，推动着现实生活的一步步发展。因此，怎样对待和处理恩怨，既是每个人每天必须面临的问题，更是检验我们道德和智慧的标尺和准绳。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包含着大量关于恩怨报答的思想，例如孔子的恩怨观就非常杰出。

　　孔子的恩怨观，简单说来就是他自己概括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首先，孔子肯定要以德报德，也就是说，对于来自他人的恩惠，每个人都不应该浑浑噩噩、麻木不仁，而必须要以感恩之心，自觉地予以回报。应当说，这个思想是极其合理的，只有这样才算公平。然而，报答不能停留在这里，对于他人的恩还应当报答得更多，并且向着更多的人，源源不绝地报下去。后来，许多学者补充和发挥了这一思想，说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为什么？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彰显人的本性，不足以体现道德的本质。人，不同于普通物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不同于商品，不能用物物交换的等价原则，它是复杂原因决定下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感情，是它们的交流和传递。对于恩，只有报恩并且是以“涌泉相报”，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得以彰显，才能使人与人的关系正常发展，让人世间更温暖、更和谐。用现代的伦理术语来说，就是不但要肯定报答中的公平原则，而且要肯定报答中的仁爱原则。

　　其次，对于报怨，孔子既反对“以怨报怨”，也不赞成笼统的“以德报怨”，而是提出要“以直报怨”，这个观点实在高明。为什么？因为“怨”多种多样，非常复杂，回报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应不同。

　　例如，“怨”是怎样来的：是由于对方的自私自利，主动蓄意挑衅所致，还是对方无意地伤害，抑或是由于自己行为的不当所招致的？

　　“怨”的大小以及它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如何，值不值得引起自己的强烈反应，能否以宽容或协商的方式解决，如此等等。

　　总之，处理“怨”是个比“恩”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态度对待：笼统地以怨报怨太狭隘，以德报怨太迂腐。孔子提出的“直”，简单来说就是按照仁爱和公正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不偏私，单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毫无理智地任由情感冲动，一味地去寻求报复，也绝对不当好好先生，毫无原则地去宽容一切恶，任由恶泛滥成灾。

　　其实，孔子的这种“直”的思想也是古代经常讲的，从《尚书·皋陶谟》到《左传》，再到以后的宋代理学著述中，都有大量的论述，可见，我国的国学的确是一座无穷的宝库，其中蕴含着人类的巨大智慧，具有许多真善美的宝藏，所以它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这些精彩的东西是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中国人生来固有的，它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体验、思索出来的，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出来的，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然而，国学中也有许多不足、缺陷，需要改造和提升。例如，中国古代恩怨观存在着或者能够导致许多巨大的弊病：第一，它往往被打上阶级性的烙印，具有浓厚的等级性色彩。第二，从整体来说，它是以自己、个人为单位来实行的。“恩”是自己的恩，“怨”是对于自己的怨，报恩报怨也都是从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的力量实行的。这就使它具有很大的狭隘性。由此出现了别有用心的小恩小惠，以及某些人为这些“恩”所笼络驱使，自愿或不得已去干一些不应当干的傻事错事，出现了狭隘的对于怨恨的“睚眦必报”；出现了迁怒于他人、殃及无辜的滥行报复；更出现了家与家、族与族、村与村之间的世世代代延续的“怨怨相报”。第三，由于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软弱无力，无法做到恩怨必报，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天报、神报、冥报等，具有神秘性。

　　当然，这些局限性也许不是孔子本人的初意，国学也不必要为此负全责，但是，无论如何，孔子本人和国学的恩怨观，不能避免这些缺陷，也无法克服这些弊病。而我们今天的恩怨观却必须克服这些局限，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的高度，以现实的态度、现实的力量，进行现实的恩怨报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于传统的恩怨观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建立新的、更科学的理论。其他传统国学，或者传统学术文化的问题也是这样，现实呼唤着对于它们的改革创新。

　　怎样继承和批判孔子的恩怨观，使它上升到新的高度？关键是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它以新的意义和生命，使之提升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我们知道，旧恩怨观的根本缺陷是立足于唯心史观，即把人看成抽象的、孤立存在着的个人。在它看来，所有的恩怨以及相报，都只是个人之间的，至多是家族或某些小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与阶级、社会无干。它的狭隘性、局限性都源于此。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看待恩怨，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对待恩怨，那么，它们即使是个人的，其实也是社会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具有社会影响，对于它的报答和解决，就必须立足于社会。就说“恩”吧，他人对我们所施的恩，虽然有时似乎是纯粹出于某些个人，但是细细追究便可看出，那个人之所以施恩给我们，并不是偶然的，他或者受到社会的教育影响，或者他本人也曾受到过另外的人的恩，这次施恩不过是对于他人之恩的另一种方式的回报。因此，任何施恩者不能要求受恩者立即回报，受恩者的报恩行为更不能仅仅停留在那些对我们个人直接有恩的人，也不必要马上去报。真正的回报是把恩牢牢记在心上，遇到他人——可能是直接对我们有恩的人，更可能是那些与我们以往没有恩怨关系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立即着手支援，让恩在更广大的时空中传播。对于“怨”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就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性质如何，从而采取合适的方式、方法加以解决。怨可能出自深刻的阶级根源、利益冲突，也可能出自人民内部的一些非根本性的矛盾。对于前者，就要通过阶级的、社会的方式和途径解决，不能通过私人间的争斗解决，例如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赞成暗杀，而归根到底是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那个造成冤仇的旧社会。即使那些犯有罪行，但是情有可恕，而且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也应当给以出路，允许其改恶从善。如果是出自人民内部的一些非根本性的矛盾所招致的怨，且并未造成什么社会危害的，更要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调解，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甚至干脆一笑置之。当然，如果这些怨是蓄意已久，而且造成重大伤害的，那就危害了社会，性质已经改变，当然不能宽恕，而应当诉诸法律手段进行解决。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消除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恩怨观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彰显，放射出巨大的光辉。例如对待各国人民对于我们的一切支持、支援，一切恩，我们无不衷心感谢、铭刻于心、竭力回报。在2008年全国人民的抗击冰雪灾害、四川地震的伟大斗争中，报恩成为人们最关注、最重要的课题，一时间，无数受到过祖国人民之爱、他人之爱的人，都把自己的回报之情化作无穷尽的爱和恩，回报给灾区人民和受难者，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呈现甘泉喷涌之势，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对于所遭受的一切怨，我们一律以“直”的态度对待，即根据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进行处理。无论是对待国际矛盾，民族宿怨，包括现在的和历史上的，都应当反对邪恶，坚持正义，根据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大局，选择恰当的时机，运用恰当的方式，谋求恰当的结果，该斗争的斗争，该宽容的宽容，在维护正义的基础上，力争消释仇恨，化敌为友。至于个人之间的仇怨，该法律解决的，由法律解决；危害不大，能够私下调解的，则鼓励双方以团结为重，宽容大度，协商解决。这一切，都有力地保障了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

　　可以看出，我们今天主张和行动中的恩怨观，本质上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恩怨观，虽然它吸取了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包括国学，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有着“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内容，但是它又绝对不等同于国学，不是孔子思想所能包容的，从本质上说，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才是指导我们今天思想和行动的科学。

　　恩怨观如此，其他的许多思想观点不也应该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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