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套丛书”奠定学界地位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机构，其中“三套丛书”可以说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镇所之宝”，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

　　陈众议：外国文学研究所创建于1964年，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创建的几个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之一，著名诗人、学者冯至先生为首任所长。

　　建所伊始，外文所即承担了引领我国外国文学发展的“三套丛书”等国家级重大项目。“三套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的简称。丛书的编著始于1959年，迄于1999年，历时40年。最初的编委会成员有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季羡林、郑效洵、闻家驷、钱钟书、钱学熙、楼适夷、蒯斯曛、蔡仪等。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都曾亲自过问编委会的工作。“文革”后重新启动丛书工作时，编委会成员又增加了巴金、叶麟鎏、卢永福、朱虹、陈冰夷、陈燊、张羽、赵家璧、骆兆添、姚见、秦顺新、绿原、蒋路、董衡巽等人。“三套丛书”共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45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11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19种。如此宏大而又系统的外国文学和理论著作的译介，在我国是空前创举，在国际上也堪称典范。此外，丛书选题精当、译文上乘，不仅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普及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学和文化事业发展。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所人才辈出，成果丰硕。请您谈谈“三套丛书”之外外国文学研究所还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哪些反响？

　　陈众议：外文所或外文所有关同志主持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以及国家“六五”和“七五”社科基金项目《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等丛书、丛刊，在外国文学研究界领风气之先，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精神准备。1978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正式成立。是年，随着外国文学作品大量推出，全国各地出现了万人争购的热烈场面，《世界文学》杂志复刊后，印数一度突破30万份。此外，外文所在文学史著作、经典作家作品和重要流派思潮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外国文学界在解放思想方面起到了某种先导作用，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支持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坛衍变。简要说来，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也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事实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本身远不足以催生类似的文学现象。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率远高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文学及文学理论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这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融入世界文学。外文所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如“以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等观点堪称经典。

　　“十一五”期间，外文所在大量所重点项目的基础上承担了6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及多个研究所内外合作项目，既有基础理论和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又密切关注学科前沿问题与当代世界各国的重要文学现象，同时广泛开展国情调研和国内外学术交流，为我国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是我院“十一五”规划重大项目，也是外文所准备长期做下去的一个基础性、战略性研究工程。

　　在解构潮中重构经典

　　记者：据了解，外文所正在全力推进“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请您谈谈设计这一研究工程的初衷。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

　　陈众议：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与其说它是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正是基于上述原由，外文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这一工程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双向梳理。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其中已经上马的第一、第二系列由16部学术史研究专著、16部配套译著组成，研究对象包括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高尔基等16位经典作家；承担者多为我国有关方面的权威学者。专著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并非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摊，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研究工程牵涉语种繁多，加上经过20世纪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其中的艰难不可小觑。

　　第二部分是研究之研究。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更是难上加难。但正因为有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理由和广阔余地。我们的着力点依然是从文本出发，探讨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进步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二元论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其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骛。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趋势更是有增无减，真假不辨。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模仿到虚拟，从代言到狂欢；真实为虚幻让步，审美向庸俗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这些都需要深刻反思。

　　第三部分为文献目录。要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有所选择，需要我们去掉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住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着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人才格局小而精是方向

　　记者：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研究所在学科建设上的自主空间，外文所在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有哪些新举措，将重点扶持哪些学科？

　　陈众议：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使严肃文学及其研究呈现出某种“边缘化”态势。外文所的队伍也逐渐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0余人锐减至世纪之交的80多人。虽然近年出现了复苏迹象，但重要语种人才的断档和缺失仍须经过努力方能逐渐弥合。所幸随着我院扶持绝学工作的开展，外文所已经确立了梵文文学、古希腊文学等重要学科的发展计划。同时，我们已经将吸纳东欧、北欧等有关语种人才列入工作日程，并于近年引进了一名捷克语人才。今后计划引入波兰语、匈牙利语、瑞典语、丹麦语等方面的人才，以期逐步形成重点突出、点面结合的相对合理的人才布局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次。人才多多益善，但考虑到大而全的时代已经过去，小而精的格局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事实上，每个分支学科只要有一两名杰出的专家，一两个拳头产品，外文所的综合实力及其在我国乃至国际文学界的地位和作用便不言而喻了。

　　记者：陈所长，您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目前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多篇，请您谈谈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您认为，当前中国文坛是否具有产生文学大师的土壤。

　　陈众议：身为外文所所长，我自知责任重大，因此不敢有半点懈怠，近年来除了《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等个人项目外，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等重要项目和学科建设上。当然，文学创作也是我的一个爱好。外文所的前辈们在这方面多有建树，他们几乎撑起过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我辈不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况且，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大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功能，它便是让人置身于“这世界的儿童中”（雨果语）。而创作实践多少可以让人更好地保持这样一份童心。

　　至于说当今中国文坛是否具有产生大师的土壤，则要看从什么角度说。首先，我以为我们有这个土壤。且不说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任何时代都有创造经典的可能性。而今，时代千变万化、生活丰富多彩，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素材。即使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多少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进程，相对落后的国家或民族也完全有可能产生世界一流的大师、一流的作品。拉美文学的崛起便是这方面的显证。其次，经过近30年的引进与演变，我国文坛已然形成了空前多元的格局。我们再也不能怪时代没有提供土壤和机会。

　　当然，多元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也极易使人自我膨胀或无所适从。目前中国文坛的混乱、许多作家自话自说、跟风追尾现象便是明证。因此，文学大师除了具备特殊的、必要的审美维度，还要有认知和价值观的高度。而后者恰恰是界定严肃作家与通俗作家、经典与一般畅销作品的主要依据。严肃和通俗固然并不总是那么泾渭分明，但模糊或有意消解二者的界限，对提高我国国民素质是极其不利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