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开风气之先，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珍藏本，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它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不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世界参照系，还对促进中华文明、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同时，这套书还影响了几代学者的治学之路。

　　我想，这套书的出版也包含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几代人的心血。可以这么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著作很多是由哲学所前几代哲学家承担翻译的，这次珍藏本哲学类有100多本，由哲学所学者翻译的就有20多本，占了五分之一。我认为，这和哲学所的学风有关。

　　在翻译世界哲学名著上，哲学所有个一脉相承的传统。第一代翻译者以贺麟先生为代表，当时他在北大成立了翻译社。作为梁启超的弟子，在治学上受到的学术传承很明显，梁启超曾呼吁国人向德国三大哲人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学习，但是，贺先生后来发现梁启超、王国维了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不深。于是，他先到美国留学，后到德国留学，并成立了翻译社，又把融通中西的学术传统带到哲学所。

　　第二代以王玖兴为代表，他翻译了许多德国哲学名著，堪称“信、达、雅”。遗憾的是，由他主持翻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至今还没有出版。还是在1972年，王玖兴、王太庆等就开始翻译这本著作，由于治学严谨直到去世前翻译尚未完成。2003年王先生临终前将我喊到医院，向我交代这件事情。他说这本译著磨到现在没磨出来，一直觉得不满意，希望我继续做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前两代翻译人的治学之认真，这也是商务印书馆不愿意出其他版本，一直等这个版本的原因。

　　此后，梁志学、薛华等人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们翻译的《自然哲学》、《先验唯心论体系》等在学界很有影响，同时他们在培养年轻学者身上也付出很多精力，在学术传承上作出了贡献。

　　到了我们这一代，从事翻译的学者不如以前多。大家对翻译的重视程度受到制度的制约。成果的估算往往不把翻译的著作算进去，哲学所则是强调科研与翻译并重。作为哲学所西方哲学室培养出的学生，我深感在翻译方面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是学风问题，现在学术界的翻译大多不认真，生造了许多词，回头去看贺先生的翻译，看王玖兴先生的翻译，都能看懂。我认为，如果这些已有定论的经典名著，包括哲学史上非常晦涩的书，翻译出来别人看不懂，就是译者没弄懂的原因。哲学所西方哲学室有翻译与研究并行的优良传统，以翻译促进研究，以研究引导翻译。如果仅仅翻译则像盲人摸象，必须要有研究来引导，必须要知道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哲学所的基本精神。翻译外国学术著作，实际上反映一个民族是否有海纳百川的自信，能不能在古人肩膀上往前进一步。

　　当然，这套书不光包括哲学类，还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门类。以前我们只有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并没有，是后来参照西方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这套译著。很多国学大师都是在对中外思想了解的基础上开始治学。王国维用西方治学的方法讲中国的学问，赵元任完全按国外语言学的标准来治中国语言学的标准，陈寅恪、梁启超同样如此。每一个国学大师都是“脚踏两只船”，踏中外学说这两只船。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融通中西，为发展中国的哲学事业作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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