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出版

　　新中国60华诞之际，商务印书馆的献礼图书出版工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首发仪式日前在京举行。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荟萃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代表著作，自1982年第一辑50种书出版，到目前已经出版十辑400种，代表着“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有人这样评价该套丛书，“凡是对学术研究有爱好的知识分子，无不对‘汉译名著’产生几分敬仰，进而对商务印书馆产生几分感激之情”。

　　“严译名著”开启的传统

　　追溯商务印书馆沧桑历程，人们更能感受到“知识就是力量”。1898年8月12日，位于天津的《国闻报》刊登了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题为《视死如归》，大意是讲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等人即将喋血刑场。当时，《国闻报》的创办者、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是何感受？具体情形现今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很明确：为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将不得不另寻新路。

　　百日维新失败后，严复开始集中精力译述西方学术名著。其实，早在1897年，他就开始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并在《国闻报》增刊《国闻汇编》上连载。

　　1899年，严复在给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的张元济的信中写道：“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从“维新派”转变为“翻译家”，严复的才华得到了充分体现。

　　严复和张元济是老朋友。张元济在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之前，就曾写信给严复讨论译书问题。1901年至1902年，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事随境迁，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严复译著的出版工作也移交给了商务印书馆。

　　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其成立于严复发表译作《天演论》的1897年。严复和商务印书馆之间的机缘，不仅水到渠成，而且有其时代必然性。

　　1905年，商务印书馆推出铅印本《天演论》，到1921年时便已重印了20版。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严复翻译的8种西方学术名著汇编成“严译名著丛刊”，包括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穆勒《穆勒名学》、甄克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耶芳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群己权界论》。

　　这些西方学术名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国人展示了西方的思想脉络。“在某种意义上说，商务版‘严译名著’之于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思想的启蒙，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严复以下几代知识分子，无不身受其赐。”自此，翻译出版西方学术名著，成为商务印书馆标志性的业务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还尝试出版过“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认为，严复“以精熟的海军战术和炮台学的留英学生身份，而去译介西方的人文学术思想著作，这本身就值得注意”。有学者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概括为从器物、制度层面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严复译著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开辟了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传统的源流，更标志着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外国学术著作翻译的前30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学者认为必须大力翻译西方学术名著，改变以往比较零散、不成规模的局面，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1956年，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此背景下，由中宣部和文化部组织制定了两个学术规划，即中国古籍整理规划和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

　　其中，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由人民出版社牵头拟定，即《外国名著选译12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的陈原参与其事。实际上，早在1953年，陈原就受命开始进行西方学术名著的选译工作。这也就为后来陈原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工作埋下了伏笔。

　　1958年4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文化部决定以商务印书馆为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主要出版机构。同年，陈翰伯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据后来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林尔蔚回忆，陈翰伯“一到商务，就带头学‘洋四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和政治思想史，也鼓励别人学这‘四史’”。

　　在陈翰伯的主持下，1961年商务印书馆制定了《两年至七年（1961—1967）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规划（草案）》，并在第二年开始编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译书消息》。1963年，陈翰伯又广泛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及多所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意见，拟定了一份《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选列了外国学术著作1378种。

　　在此基础上，陈翰伯初步确定以16—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名著，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近期出版重点。在他主持工作的7年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有200多种，这也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前四辑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1949年之前相比，商务印书馆这段时期的外国学术名著翻译工作，已被置于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大框架之下，不再仅仅是学者的个人学术旨趣的体现，或商务印书馆单纯的经营行为。系统地出版外国学术名著丛书，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孰料随后而来的“文革”浩劫，打断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当然也就打断了外国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

　　改革春风吹来的“蒲公英”

　　1977年，陈原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5年后，在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纪念会上，陈原以茅盾题词“维新大业，数出版先驱，堪称巨擘”勉励同仁。是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推出。丛书设计朴素庄重：雪白的封面上绽开一朵象征传播知识的烫金蒲公英。现在看来，这大抵可以算作中国图书较早的“LOGO”。

　　《人民日报》发表了丛书发刊词：“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某种意义上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幸运的，她时逢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1984年，邓小平指示要花几十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来自最高层的声音令学术界、出版界欢欣鼓舞。

　　这无疑是对刚刚绽开的蒲公英最大的呵护，也适应了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术教育界的教学研究需要以了解西方学术的优秀成果为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了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当然，乍暖还寒。陈原曾回忆丛书出版伊始所面临的风险与阻力：“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之初出版这样一套学术丛书，是要冒风险的，阻力非常大。当时有人告状，说我只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比如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出版被一些人指责为将这种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列为学术名著，是没有阶级意识。陈原平和而坚定地回复了这些过激指责的言论。

　　这同样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疯狂”时代。社会上充溢着百废待兴下井喷般的蓬勃生机和“将所失去的一起补回来”的豪情。人们笃信“知识就是力量”，以最大的热情拥抱知识，拥抱书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一次付印13500册、第二次7000册，都是甫一进新华书店即被抢购一空，“盛况空前”。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彼时人们的心态与情绪，唯有从当事者的回忆以及一些令现代出版人瞠目结舌的发行数字中可以感受到当日的激情。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既是过去的佐证又是未来的助力。正如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写给商务印书馆贺信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文化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坚强自信和宽广胸怀。”

　　透过“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及其背后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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